藏书家龚明德先生曾说，朋友之间相互赠书就如同过节了。因而我时常处在过节的兴奋之中。初夏的一个午后，一部带有墨香的《有些事，要弄清楚》悄然而至我的案头。龚明德先生又让我过了一次节，这也是秋缘斋所藏第五部龚明德先生的著作。龚明德曾制作了许多毛边书，像《董桥文录》《林徽因文存》等，不只一次掀起毛边书热潮，《有些事，要弄清楚》恰又是一部纯正的毛边本，必将为“毛边党”所追捧。

　　《有些事，要弄清楚》是龚明德先生的集子，内容并不陌生，结集前大都在报刊或他的博客读过。其中的一些文章还是我编发的。当我用特制的竹裁刀一一裁开，在床头卧读时，比第一次阅读又有新的感受。首篇是龚明德先生的大书话《累遭误解的〈玉君〉》，他考证了上世纪20年代山东作家杨振声的作品《玉君》的出版经过，反驳了社会上对《玉君》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彻底说透了这本书的前因后果。这篇七千余字的文章，在我主持的一家报纸，分两期，用了两个整版，配了十几幅图片和书影发表后，在读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两期报纸是分开邮寄的，由于邮局的原因，许多作家、学者没有收全，纷纷写信索要缺失的一期报纸。当时，谷林先生就来信说：“此次赐寄八月二日《周刊》，得明德兄大作关于《玉君》之后半，渴望能识全貌，敢乞补赠其前文，不知是否刊在七月下旬之一期，尚有存报否？……”

　　龚明德先生做学问的严谨与执著令人敬佩。《新华字典》经过众多专家学者修订后，号称“错误率为零”，然而，龚明德先生竟然找出了许多错误之处，写出了多篇纠错文章。在一所大学进修时，他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修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图书馆借出了几个不同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写出了学术处女著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他从高校调到出版社工作后，出过《〈围城〉汇校本》，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与龚明德先生相交多年，却一直缘悭一面，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着衣总是很随便，过着俭朴的生活，却拿出巨款购下住宅对面的一套房子作为生活区，因为原来的那套房子实在是被书挤满了。他的藏书之丰在读书界是很有名的，从时常出现在《深圳晚报》《藏书报》等报刊上的“书运亨通”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龚明德先生的淘书之勤。他与众多的爱书人一样，并不是刻意搜求孤本、珍本，而是为研究而购书、聚书。鲁迅、孙犁等人的藏书都不在少数，没人称他们为藏书家。因而，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词汇“书爱家”。藏书家与书爱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龚明德先生对年轻爱书人都给予积极的帮助和鼓励，倾力培养读书种子，对老一辈作家更加尊重。一次，与朋友聊天，我笑称龚明德曾经是“流沙河办公室主任”。流沙河先生去湖北、到南京皆由龚明德陪同；龚明德先后为流沙河编辑了《流沙河短文》《流沙河随笔》《再说龙及其他》等著作。

　　流沙河先生曾赠龚明德一联：“陪着斋中万卷，断了门外六场”。龚明德先生斋名“六场绝缘斋”，所谓六场，即舞场、赛场、官场、赌场、情场、商场。有人提出异议，说他情场未绝，其实六场为泛指一切与书无关的场面。流沙河先生觉得“六场绝缘斋”不大好，遂在一次与龚明德南游归来的火车上取斋名为“明德读书堂”，与“六场绝缘斋”并用。龚明德先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而是构筑书香社会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当纸质读物有逐渐被电子读物取得之势时，成都的阅读活动却频繁举办，新书品评会、讲座、书人茶聚等等，如火如荼，这座城市又像上世纪40年代一样，备受瞩目，成了书人向往之所。活动策划者便是龚明德先生。

　　目前，自称在出版社“打工”多年的龚明德先生，又再次回到大学恢复了“卖嘴”生涯，并从事专职研究，可谓龙回大海。相信他将来会有更多的著作为社会增添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