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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奇峰
因为刚落马的广州前市委书记,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袁奇峰意外地在网络上“火”了一把。
万庆良被中纪委带走的第二天,他在微博上写道,新加坡的“规划之父”刘太格来广州做项目,遭遇了“规划之神”——当地一些官员,“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
这番话看着如此新鲜,以至于几天后,全国有好几家报刊开始讨论“专家的反对何以成‘马后炮’”。
如果他们以往关注过袁教授,也许就不会这么大喇喇地发表此论了。袁氏“炮轰”城市规划的问题已经10多年了。他写微博称,2010年以后广州的城市发展就是“瞎折腾”,当地海珠区的环岛轻轨项目“没有科学论证,没有客流支持”,写到兴起时,这位广州城市规划院的前总规划师会问:“这种稀里糊涂的决策竟然在广州市如此通行无阻……广州的专业部门难道都被阉割了吗?”
“一了解我这人,就发现我没停过‘开炮’是吧?哈哈!”见到记者时,他略带得意地问道。
说是教授,袁奇峰身上却没多少书卷气,他不戴眼镜,是个国字脸、褐色脸膛的中年壮汉;与记者第一次聊天的近两个小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时不时就“哈哈哈哈”地大笑。
他对眼下发生的争论多少有些习以为常。还在广州市规划院的时候,袁先生就在《羊城晚报》上开专栏,专门点评广州城市建设。原本的计划是写上100篇。
“结果写到24篇就再也没写下去了,哈哈哈哈哈!”这一串笑声,每一个“哈”字都响亮饱满。
他写文章抨击广州市中心一处高尔夫球场规划不合理,占用原本应向市民开放的绿地,结果领导找他谈话:“球场是为了改善广州招商引资环境特意提议建造的,你咋能这么说呢?”
“城市规划本来就是一个‘挑刺儿’的专业。”袁奇峰解释说,“每一个项目都是要解决未来可能影响生活的一系列空间问题。”城市规划的定义是“人类各种专业知识的集成”,他觉得,这种事儿,得用专业来说话。
因为“一根筋地直抒胸臆”,袁奇峰先生告别了自己的专栏,这是1999年的事儿。几年后,他还告别了广州的规划委员会,乃至被逐出这城市的规划界。
广州市在2007年要给6000多户“双特困户”兴建一个大型社区。“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多贫困人口集中,大规模地放在一个小区里?”
袁奇峰很清楚这么做的弊端——事实上二战后的西方城市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尝试,结果大同小异:因为社区被打上了“贫民”的标签,不论其设施如何完善,人们一有出路就会急着离开。最后历经筛选而留下的,是越来越绝望的居民,最终集结成为严重的社区问题。
广州的这片社区范围大得可以建不止一所小学,他能想到的是,这儿的孩子长大以后,别人一看档案,就知道:哦,贫民区出来的。
国外的类似贫民区后来多被拆除,一些国家已要求房地产项目搭配建造1/10左右的公共住宅,以求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享用无差别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为什么国内却无视这些经验,转而去走别人失败的老路呢?
另一件事是广州市政府当初计划花上10亿元人民币,在市中心建15万个停车位。听着也是雄心勃勃的计划,袁规划师觉得忍无可忍:光建停车场,路还是原来的路,就好比“肚子很大,肠子细”,“不还是个死结吗?”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他都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堂”中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过瘾!”袁老师回忆时仍觉得畅快,“下面的市民都叫好。”
可有时,他也“招骂”。 “广州去番禺有三座桥,有一回,人大代表建议其中一座桥要免费了,记者来问我怎么看,我说,要不三座桥都免费,要不就还是全收费。因为收费除了还贷,还有调节交通流量的功能。只有一座桥免费,那不得交通大拥堵?”
这番话发表出去,“祖宗八代都被人骂了一遍”。 要是时光倒转,他说,他还这么说。
“岭南大讲堂”讲完后,“领导都快被气坏啦”,广州的规划项目便不再找袁奇峰了,开会也不再邀请他,“广州的规划界就没我这个人了。”
好在他已经在中山大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研究之外,接点自己喜欢的外地项目做做,养家糊口总还不用担心。
袁奇峰甚至可以负担学生的交通费,让他们去外地,深入调研一个城市的情况,以真实存在的规划项目作为专业课的作业。
因为开销颇大,合作伙伴一度反对这种做法,但他的主意打定了:我当年在同济大学就是这么被培养的,现在该用这种方式去教下一代。
开学第一课,他命学生买把标尺,把宿舍里的桌椅床凳、宿舍外的花坛走道都量一遍,令这些学规划的新人一下对数字有具体的概念;他的学生每学期都要精读一本著作,写下“看着头大”的读书报告,因为规划师在领会数字之外,必须要有人文素养;最后,他还会让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为对象写一份规划现状的报告。
2010和2013年,他两次被毕业生评为“我心目中的良师”。
“他算不上是这行最博学的人,但个性一定是最棱角分明的。”老友杨保军说。生活中,袁奇峰个性随和,大多数事儿都不计较;就是在与人争论的时候,对自己认定的事理,一步都不肯退。于是同行聚会时常见的场面是,袁奇峰一个人就某件事说得滔滔不绝,其他人很少能插得上话。
哪怕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的人,也会对他印象深刻。“他会说,某某某是个傻子,他干的这就是个傻事儿!”其他中年人多少会说得委婉些,袁奇峰不这样。
他对这次自己的名字与万庆良联系起来“感到很不满意”:自己的批评,都是就事论事,从来不对着某个人穷追猛打;说事儿,不是为了泄愤,不是光抱怨,总会提出改进的方式,希望能让城市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