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跟青年见面我戴着面具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最大的痛苦和顾虑，也是一种有罪感，他经常说我唤醒人们但我不能给他指出道路，我把屋子里的人唤醒，但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在追寻真理。因此，鲁迅说，搞不好我成了帮凶。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个痛苦的记忆，也是我的六大忏悔之一。

　　多年前，除夕的头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学生电话，他说他是北大医学院的一个学生，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受到了我的影响，当然还有别人的影响，也是我在他心里播下了反抗的种子，所以他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他宣布退出中学教育，然后自学。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他自学考上了北大医学院，而他考北大医学院也是奔着我来的，因为他的成绩够不上北大，但他觉得北大医学院可以。他是曲线救国，因为进了北大，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我。到了北大医学院，发现北大医学院不像他想象的好，然后他就反抗，写文章批判学校，拒绝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最后北大医学院开除了他。他是农民出身，他的父亲带着孩子来求情，北大医学院说只要孩子低头认错，就可以，但孩子不肯低头，他父亲打了他，他逃开父亲来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就（觉得）糟了。

　　我立刻跟他说另一番教育，我说鲁迅说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你首先要生存。孩子说，钱老师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个学生后来找不到了，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当时我启蒙有偏差，我只强调了反抗，没有强调必须妥协。片面的启蒙反而害了学生，更主要的是我不成熟的思想害了青年，我的思考和今天讲的话，都是不成熟的，青年按我的话去做就糟糕了。鲁迅说如果不经思考产生的后果自己承担可以，但如果年轻人去承担后果，就违背了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所以我经常陷入这样的痛苦。

　　我说为什么在台湾讲课非常轻松，而在大陆很紧张呢？原因就是这样。我在台湾讲，坦白讲在大陆跟青年见面我是戴着面具，包括今天在内，我并没有把心里所有的话全部讲给你们听，我最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害怕影响你们，害怕误导你们。面对青年我有一种紧张感。有什么问题自己承担，但是绝对不能让青年承担。用鲁迅的话说，自己不牺牲绝不能鼓励别人牺牲，我还在做教授，我就不能鼓励别人辍学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所以这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