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里，青年女演员的命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上海电影界的阮玲玉，越剧的筱丹桂都是明证。陈伯华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展翅高飞，她面前就出现了各种陷阱，背后就伸来种种黑手。戏院老板的苛刻剥削，小流氓的敲诈勒索，以至小报记者造谣说她跟市长吴国桢关系暧昧，更有特务头子直入她家企图凌辱。黑暗腐朽的环境迫使陈伯华母亲很快想到，不能再唱戏了，越唱越红也就越危险，母女早已是惊弓之鸟，经不起风浪了，还是赶紧让女儿结婚成家吧。这时，陈伯华作为名演员，与戏迷朋友和文化人士的来往也渐多，母亲反复挑选，看中了一个给人印象不错却比女儿大二十多岁名叫刘菊村的富商，再苦口婆心劝女儿，陈伯华虽已爱上了汉剧，但体谅母亲苦心，自己也担心前途，别无选择，哭了一夜，告别了舞台，同刘菊村结婚。这时她18岁，在生活中拐了一次大弯。

　　这个刘菊村不是平常人，他出身军界，曾做过冯玉祥的参谋长，后来改行经商致富。在旧时，这类婚姻可能又是常见的军阀流氓或暴发户胁占女艺人的故事。幸好陈伯华母女没有看错人，刘菊村是个正派人，他孤身一人，有文化，思想开明，对陈伯华真心平等相待。陈伯华逐渐安下心来。只是刘菊村在军商界都有较深渊源，社交繁忙，婚后当然要带夫人在多种场面出面应酬。陈伯华在舞台上能饰演各种角色，此时却要她转演一个真正的上层贵妇的角色，这是她缺少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她很不习惯也没有兴趣。

　　陈伯华离开了汉剧，进入了新环境，处处不适应，心里感到空空荡荡。刘菊村理解她的心情，就带她到各大城市游览，在北平，她又看到京剧，比较愉快。但当时时局紧张，他们结婚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刘菊村在武汉失陷前带着陈伯华先去香港住了约三年，又转到上海，上海那时也已沦陷，但出现了畸形繁荣，戏曲较多。他们长住近十年，抗战胜利，再经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前不久，他们回到了武汉，陈伯华18岁离家，这时31岁了。

　　动荡漂泊的十几年，陈伯华生活上是富裕安全的，同丈夫感情上是良好的，见闻是广阔的，只是，无论怎样，她忘不了戏，忘不了汉剧，忘不了艺术。刘菊村为了爱护她，总是照顾她多去看戏，看戏多就更想演，香港没有多少戏，就让她听西洋古典音乐，看欧美优秀文艺电影，使她接触了不少过去从不接触的洋文化，开拓了艺术眼界。特别是在上海的几年，成为对她后半生艺术生活起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用的一段历程。上海畸形繁荣中，各地逃难来的人很多，贫富都有，舞台戏剧等文化生活还较热闹。不久，刘菊村同陈伯华就去拜会了这时也住在上海的梅大师。他们已不是初次见面，但现在相见，梅正在蓄须明志拒绝演出。陈则是改换了身份不能登台，都有着复杂的无奈之情。但两个人对戏的热爱是共同的。陈伯华遇到真佛，当然兴奋，她由此成为梅家的熟客，多方向梅大师学习请教。她原先就会唱京戏，此时得到宗师亲炙，更有提高。有一天梅夫人福芝芳要她唱一段，她就唱了几句《凤还巢》，梅就说你唱的是梅派，陈有些惶恐地说，我是陈派。可见他们相互间的亲切。除了去梅家，陈伯华在上海还更广泛地看各种戏。从多种戏曲尤其是越剧的比较中，她明显感到汉剧有不少落后的东西，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演汉剧，却强烈觉得汉剧需要改进。她越来越厌烦那些宴会应酬，刘菊村就又为她买了大量戏曲唱片，又请了外国老师来教她练声，学舞蹈，学钢琴，她的闺房中改了许多穿衣镜，做身段，她沉迷其中感到学习新知识的愉快。尽管没有演出，但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明白了当初青年成名，主要是靠自己的天分和老师们的教导，其实还很幼稚，艺术的天地宽阔无比，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她更想演戏，也更想去改革汉剧。她知道在当时上海没有可能，她等待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