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6年走上讲台起，近一甲子倏忽而过。今天，陈先达依然和学生在一起，“学生们经常来问问题，我的家门永远向他们敞开。他们喜欢陪我散步，在人大的林荫道上。除了教室，我的家和林荫道都是课堂。”

　　读书、写作、讲课是陈先达最大的爱好。“我一生教书，最大的收获是心态永远年轻，因为我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永远与书为伍，增加知识，更新脑袋。对我来说，教书育人是最快乐，也是最适合我的工作。”谈到学生，他有着孩子气的笑容：“我的收获是有一群好学生，有三个长江学者，有一个人的毕业论文入选了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不少学生已经是教授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学生。这是‘青出于蓝’的快乐。”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新是1984年陈先达带的第一届硕士生。在他的印象里，陈先达待人宽厚温和，讲课生动。“每到陈老师上课或者讲座，总会有很多人涌入教室。我还记得有一年，先生讲《反杜林论》，居然有人乘飞机赶来听课。”

　　哲学，似乎是很艰深复杂的学问，陈先达却总是能带给它别样的魅力。“哲学应该是可爱且可信的。我不同意把哲学搞得高深晦涩，完全由概念到概念。我喜欢具有生活气息，因此我讲课从来不照本宣科。我讲自己所想的东西，我讲的问题基本上整理出来就是文章。对我来说，教学、科研、文章都是一体的。”

　　在郝立新看来，陈先达还是谦逊温润的长者。“有一次，我在教研室备课，陈老师也在。当时有几个青年教师在讨论道家文化，陈老师马上停下来，虚心向他们请教，非常谦逊。在校园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陈老师，他总是在思考。”

　　陈先达身上有宽以待人的书生气，却也有坚持原则的“师长气”。“我告诉学生，只要你选择马克思主义专业，你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我们这个专业和别的专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但是知识，而且关乎信仰。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你这门课不可能学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行的。当然，也可能你开始并不十分理解，但是你必须在学习中慢慢理解，慢慢掌握。如果你抱着一种‘这个学科容易学、容易混’的态度，你趁早转到别的学科去。如果你学的东西和你的思想对不上号，只有两条路，或者改造你自己，或者背叛这个事业。这两种人我们都能见到。我们这个专业有个特点，专业、职业、信仰三者必须统一。你单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和其他专业的教师最大的不同。我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传播一种信仰。”

　　校园里走过一批又一批学生，从当年穿蓝布裤的到今天穿牛仔裤的。“尽管时代流转，但只要我还站在讲台，就必须与时俱进，关心最新的时事。可我从来不迎合学生，我是有原则的，错误的思想思潮，我对它们有分辨能力，也要提高学生的分辨能力。学术应该是坚定的，是一以贯之的，不该是赶时髦的。”陈先达说。

　　陈先达被学生称为“行走的马列字典”，只要学生写论文时遇到不清楚出处的引文，每每问他，他的回答总能精确到章节。

　　他鼓励学生多读书，“专业外的书籍要‘杂’，经典著作要‘精’。”但是，对于知识的运用，他对学生却要求严格，做他的学生不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既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人的地方。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只相信一个口号，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实际上‘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送掉你的命’。法国哲学家蒙田讲过一句话，‘一个没有善良知识的人，任何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很多造假药的人，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提炼毒品的人，可能是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大学必须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培养人，而且首先是培养人。在封建社会，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大特点是读书做官；在工业社会，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大特点是用知识创造价值，即所谓‘知识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大特点是阶层流动；在我们国家，知识应该和民族命运的改变相结合。你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应该同时有助于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四种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属性就决定了个人改变命运的同时，也要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这才是最正统的道路，既有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有自己的贡献，我们高校应该培养这种人，不能培养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郝立新说：“陈老师总是告诫我们，哲学是时代的思想，要用哲学思维破解现实问题，不能脱离现实。陈老师就是这样，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思想永远富有活力，可以说，他的学术生命永远年轻。”

　　（本报记者 姚晓丹 通讯员 姚伟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