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甫最大的乐趣是把玩自己的收藏品。

　　口述　王文甫，收藏家，上海著名画家王康乐之孙

　　单刀直入，纵横恣肆，酣畅淋漓，齐白石的篆刻创作具有极高的艺术独创性。出生于书画之家的王文甫第一眼看到一方白石印章，就被深深吸引。此后，王文甫花费30年集齐了齐白石为陆质雅所治的500多方印章。

　　回忆这个过程，王文甫感觉像是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过往，便一点一点地露了出来，却也带出了冲眼的辣味，让人泪流。

　　一见钟情　再拮据也要买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港台同胞来大陆收购书画作品，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交易行情。因为我出生于书画世家，与书画的渊源颇深，自己又喜欢收藏书画，便慢慢开始参与书画作品的交易，并从中交到了不少朋友。

　　那时候，我家住在淮海路与华山路交界处的一栋三层楼房里，客人进进出出。

　　第一拨客人，胡子一把，是我爷爷王康乐的画友。有时，这些老先生也会去我父亲王克文的画室叙谈，因为父亲是研究美术史论的，在大学里教书。

　　第二拨客人，是我妈妈在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芙蓉镇》拍摄时，导演谢晋常来找负责美术设计的妈妈商量。

　　第三拨客人便是我自己的了，我从事书画交易的货源也主要来自我“朋友圈”里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也大多出身于书画世家，画是各家的“土特产”，他们常常把家中的画弄出来卖给我，或者换我的电影票。因为妈妈工作的缘故，我兜里常有紧俏的内部电影票。有一次，一位伙伴急于拍女友及未来丈母娘的马屁，用一幅好画，和我换了三张内部电影票。因为参与艺术品交易，那时我身上常带着“巨款”——一种“定活两便”的银行存折，等同于现金，可以流通。我常把一叠存折放在上衣口袋里，还故意露出一只角。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可真是“得瑟”，只晓得做生意赚钞票，根本不懂收藏。

　　在我的“社交圈”里，有一位对我的收藏生涯至关重要的人，他就是陆质雅的后人——余师，虽然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陆质雅是谁，甚至根本没听说过陆质雅这个名字。

　　余师长我10岁。有一天，我去余师家，他拿出一方小印章给我把玩。印章用的是普通的青田料。我当时不懂篆刻，但却莫名地对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非我莫属的收藏欲望。我把印章拿在手里仔细查看，当我看到边款上刻着的“白石”两字时，一下子惊呆了。从小到大，不晓得多少次，我从书上、从长辈们口中听到这个名字。我当即想买下这方印章，余师却撇着嘴说：“是小东西，没啥意思。”但在我的坚持下，他最终将印章转让给我，价格好像是几块钱一个字。由此，我收进了人生中的第一方白石印。

　　后来，我跟随朵云轩的金石研究专家庄澄璋先生，对齐白石篆刻艺术有了深入的了解。收藏印章，刻面是关键，而非人们一贯追捧的石材。齐白石篆刻尤胜于绘画，我现在所收印章中，很多是陆质雅命句、齐白石篆刻的合创作品，陆质雅文学功底了得，齐白石更是用刻刀为这些文字增添力量，使得这些印章有着一种无边的魔力。

　　之后，余师又陆陆续续、却又是不断地把白石印拿出来，他说拜托我帮他找买家。看得出，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些印章，但他喜欢追求生活品质，钱总是不够用。我对印章越爱越深，哪里会去找买家来买，而是我自己想尽办法，不管用钱还是用物，必得向他换来了白石印才甘心。

　　1981年至1987年间，我收到了百余方白石印，但体积较小，石材普通。尽管如此，购价却在逐年上升：如1981年开始时是每字五元，第二年就直接涨到每字十元了。

　　1987年，我去美国留学，开始在异国他乡为生计挣扎。很快，余师也去了另一个国家。或许是适应性不强的缘故，他在国外生活得比较艰难，因此时常写信、寄印给我。很多次，我自己也几乎身无分文，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手里摩挲着余师寄来的印章，又舍不得退回去。至今记得有一次寄来的印中有一对鸡血对印，美妙无比。白石老人在边款上刻着：“质雅先生出佳石两对，属余刊之。此二钮色若形霞之与白云，质温润如可人儿。白石记于旧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