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法：梁永琳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8月16日揭晓，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等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特约请5位获奖作家讲述他们的创作历程与创作理念，分享他们对文学变迁与时代脉动的观察、思考。

　　——编者

　　格非：与历史片段对话

　　写长篇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构思，在写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叙事“溢”出来，但又不能推倒重来，原来的构想也舍不得放弃，所以一边写，一边寻找平衡，既回应前面的很多线索，同时又把新的异质性内容放置进去，突破和妥协都在其中。

　　而“溢”出来的内容又成为我手头正在写的一个新长篇的“引子”，那就是《江南三部曲》未及展开的上世纪60年代我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曾经的家乡现在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少有人提及它从宋代起就存在于长江边的历史，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我写长篇，偏爱这些有意味的历史片段。《江南三部曲》构思之初聚焦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世纪之初这三个历史片段。每个片段都是完整的世界，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判断，很多故事只有放入历史中，和其他事件相比较，才能显出它的意义和作用来。文学超越直接描摹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往前看和往后看的视角，往前是一种想象力，往后意味着一种冷静的观察力，试图看清曾经走过的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往后看尤为必要，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

　　个人的“历史片段”未尝不是如此。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技术修辞的隐患；这30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

　　当下的文学从主题、结构、语言到传播方式，产生了诸多变化。对我来说，最根本的是读写关系的变化。读者的性格、趣味、判断力日渐强势，让作家的“引导”变得困难，文学共识的获得也越来越难。这些年我自己的文学变革不是形式化、风格化的推倒重来，而是在内部悄悄地改变，为的是尊重不同层次的读者，不放弃读者。我相信，这些微小的变革同样有意义，因为好的作品会在不同层面上给予读者不同的信息和养分，伟大的作品反而往往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