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革命家庭》的幕后故事

　　于蓝的银幕生涯是从1948年拍摄故事影片《白衣战士》开始的，那是她第一次知道“开麦拉”（摄影机），也是她第一次担任女主角——一位战火硝烟中的医疗队女护士的形象。之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她又主演了故事影片《翠岗红旗》。拍摄这部影片时，导演张骏祥发现了于蓝的表演潜质，启发、指导的同时，给了于蓝发挥的空间。影片获得了广泛的赞誉。由于抗美援朝开始了，她积极要求上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曾率队冒着敌人的炮火，跨过鸭绿江，圆满完成了任务。从朝鲜回国不久，她又接到了拍摄电影《龙须沟》的任务，扮演女主角程娘子。在导演冼群、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帮助和全力配合下，于蓝的表演更加扎实，深得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和好评。然后是《林家铺子》，虽然影片命运多舛，但她的表演愈发成熟了，可说进入了一个最佳创作期。这些影片为人到中年的于蓝赢得了很多荣誉。

　　作为一位在银幕上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老艺术家，很多作品都是她的孩子，她的心血之作。因篇幅关系，这里不能一部一部地细说。我提出请大姑讲讲拍摄故事影片《革命家庭》的幕后故事。那是她生命历程中一段永远难忘的记忆。

　　《我的一家》是一个普通平民妇女在党的感召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母亲的真实故事。主人公陶承（电影中改名周莲）是个没有文化的朴实女子，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没有怨言，开始是夫唱妇随地帮丈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后来丈夫不幸牺牲，组织上已为她安排好了去处，并给她经费要她离开白色恐怖区，但她却义无反顾地把大儿子交给了党。在一次任务中，大儿子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母亲强忍悲痛，自己带领小儿子又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去，最终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读完这本自传体的书，于蓝彻夜难眠。她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拍成电影。她找到和自己合作过的著名导演水华，得到他的支持。然后她想尽办法，终于在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了《我的一家》一书的主人公、作者陶承大姐。她虔诚地听这位革命家大姐的述说，为剧本中的情节寻找更有力的根据。她们越来越近、越来越亲，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于蓝对为革命牺牲的大姐的丈夫充满崇敬，挖掘出不少他们相亲相爱、成为一对革命伴侣的生动情节。电影中的男主角梅清，要请孙道临来演。开始，于蓝提出了疑问，他刚刚在《家》中演了封建家族的大少爷，怎么能演梅清呢？孙道临来了，他是做足了功课来的，表演中全然不见了《家》的影子。可想而知，两位艺术家的倾力合作，这片子能不出彩吗？于蓝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把剧本中表现夫妻恩爱的细节修改了：原来是小夫妻俩嬉戏追跑，梅清含情脉脉地拿出一双小鞋给妻子周莲看，预示他们快有儿子了；改后为已是中共党员的丈夫，手把手地教妻子周莲识认“方块字”，时代气息一下鲜明地表现出来了。随后，镜头从“天、地、日、月”一个个“方块字”上慢慢拉开，画面叠映出母亲膝下已有二子一女，时间的跨度也顺理成章地解决了。这个创意得到导演水华和孙道临的一致称赞。

　　电影《革命家庭》1961年在全国放映，立即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创立，《革命家庭》榜上有名。于蓝因为在片中的出色表演，又在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优秀女演员奖。更让于蓝激动、欣慰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与文艺工作者同游香山的活动中，指着于蓝对记者们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

　　电影拍完上映了，于蓝与“好妈妈”陶承的故事远未结束。共同的理想信念使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以后的日子里，于蓝经常写信给陶妈妈，向这位有着高尚情操的革命前辈倾诉衷肠，把工作中的快乐、成绩与老人分享。有时，一写就是几页信纸。

　　然而，谁能想到，“文革”中黑白颠倒，革命前辈陶承因康生的一句话，被诬陷入狱。后因周总理过问，陶妈妈1975年才得以回湖南老家养病。那些年她一直担心于蓝因此被牵连遭到迫害。此时的于蓝也惦念着陶妈妈，却音讯全无。直到“文革”结束后，远在湖南郊区的陶妈妈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有于蓝的名字，便托一位教师给于蓝捎话来。百感交集的于蓝，利用出差的机会，启程去湖南。当她来到长沙郊外马坡岭的老干所时，远远看到一位老人，白发在风中飘动，陶承妈妈早已把轮椅摇到大门口等候多时了。于蓝跑上前，喊了一声“妈妈！”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两人抱在一起，任凭脸上的热泪流淌在一起。夜深了，于蓝服侍老人先睡下。她拿出带来的黑绸布料，找来针线，在灯下为她的陶妈妈缝制了一件“开裆式”的裤子，以解决老人上厕所的不便……

　　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位主人公，一个人民的艺术家，这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