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

　　“我从事翻译工作首先是为了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想通过翻译让读者了解反法西斯斗争的真实情况，从而增加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其次，我一向喜爱俄苏文学，因此也想通过翻译让中国读者欣赏到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丰富大家的精神食粮。”草婴与翻译家许钧的对谈中，曾如此表达自己的翻译初衷。

　　草婴说，之所以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因为他认为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很出色的一个，尤其是继承托尔斯泰的传统，发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斯大林去世后，揭发批判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这引起了草婴的注意。他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他深深地体会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而托尔斯泰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因为这样，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

　　草婴通过反复阅读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伟大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应该首先介绍给中国读者。因此，20世纪50年代，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大量作品。

　　“文化大革命”中，草婴因此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江青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草婴便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不但自己两度处于生死边缘，全家也都受到冲击。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也是草婴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如何呼吁人性的回归，如何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他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尔斯泰。

　　“有人问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托尔斯泰。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托尔斯泰说，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一生就追求这样的真理和幸福，他就是爱和善的化身。”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草婴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文革”后，草婴花了二十年时间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总共四百万字。“有人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我同意这个评价，而且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至

　　今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草婴的翻译计划十分庞大。他参照苏联版本制定了十二卷计划，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四卷）、《安娜·卡列尼娜》（二卷）、《复活》；四卷中短篇小说，按写作年代排列，分别为《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以及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

　　草婴通常要看十来遍原著，有时更多，吃透后才开始翻译。他认为只有这样，原著中的一个一个人物才会在脑海里活灵活现，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还得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诸如习惯等搞明白。这是翻译前必做的案头工作。

　　有一次，他的学生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忧郁又有些激动。后来草婴才告诉他：“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章海陵认为，草婴的译作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把自己和原作者融合在一起了。

　　草婴深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工作，而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工作，只不过这种工作不能离开原作，因此是一种艺术再创作。

　　草婴曾经为某报写过一句话：“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文明的普遍准则。”这似乎可以作为他为什么要搞翻译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