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初建，时任所长的何其芳给新进所的大学生开了一个中外文学名著100部的书单。学生们说看不完，何其芳说，可以看一辈子。1957年，柳鸣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分配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虽然没能亲耳听到何其芳的话，但这些书，他真的就看了一辈子。

　　一边看，一边写，如今已是“文科界两院院士”——社科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法国文学权威的柳鸣九，创造过很多皇皇巨著的纪录——《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部共1500万字，《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15卷600万字；《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800万字……然而，直到今年81岁高龄，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全集。

　　近日，《柳鸣九文集》新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15卷《柳鸣九文集》，包含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译著四个部分，约600万字。柳鸣九说：“我知道，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地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

　　也许是巧合，海天出版社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而柳鸣九也曾为改革开放带来了精神上的“特区”——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萨特热”。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开始于柳鸣九1980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如今已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著名作家的李辉，依然记得近40年前的那个岁末，他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进入复旦大学。大学校园里，一本红色封面的、印有萨特肖像的《萨特研究》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译者也是柳鸣九。

　　柳鸣九主编过一套“盗火者文丛”，将冯至、李健吾、梁宗岱等10位西学大家的文章结集出版。李辉说：“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的‘盗火’，就不会有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之后的火花闪耀。在我们亲历的上世纪80年代，这些‘盗火者’不只是‘盗火’，而是担负了另外一种责任：耐心地用一针一线将断裂的历史慢慢缝合。”

　　在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许渊冲说：“我们都是朱光潜、钱钟书的学生。”虽然差着十几年的入学时间，但两人的翻译都是按照朱光潜与钱钟书“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原则进行的。

　　在柳鸣九的师长名单上，还有冯至、卞之琳、李健吾、朱光潜、闻家驷等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时，朱光潜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他谢绝了，选择留下来教书；卞之琳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一个为期两年的邀请，北京一解放，他没等期满就赶回来了。概括地说，先生是爱国；确切地说，先生是为了学术传承；具体地说，先生为了给学生们上课。朱光潜的翻译课、卞之琳的英诗选读、闻家驷的法国文学史，就这样在北大开课了，听课的学生之一，就有柳鸣九。

　　柳鸣九曾为前辈学者写过一册《名士风流》。在他笔下，冯至谨言慎行，李健吾豪爽热情，卞之琳严谨执拗，钱钟书幽默风趣。李辉说：“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辈在前面引路，新一代的这一位‘盗火者’才有了自己的空间。当柳先生怀着感恩之心叙述前辈‘盗火者’印象时，其实他也渐渐走进了名士的行列。”上世纪80年代，柳鸣九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欧拉美室主任，现任所长陈众议当时还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几十年过去了，先生老了，留给我们的是面前皇皇十五卷文集。而陈众议依然记得，柳鸣九当年潇洒地戴上墨镜，骑上自行车在长安街上急驰的背影。

　　和向他传道授业的老师们一样，柳鸣九保留着谦谦君子的风度。他在发布会上自嘲：“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公分，智商水平为中等偏下，既无书香门第的家族，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人才济济的中华学林，都是一个矮个子。归根结底来说，我只是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一根还算是巴斯喀所说的那种‘会思想的芦苇’。”（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