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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1985年获第五届金鸡奖、第八届百花奖，图为李存葆（右）与王玉梅（梁三喜母亲的扮演者）合影。资料图片

20世纪80年代，李存葆与谢晋（中）、冯牧（右）在一起。资料图片

　　2001年，初访李存葆。我对他的印象：这是一位只愿意用作品说话的军旅作家。他不大愿意提及那部使其扬名天下的《高山下的花环》，尽管他的名字已与这部作品融为一体。

　　“花环”下的李存葆，没有不可企及的神秘和骄矜，更没有拒人千里的冷淡和漠然。或许，老乡的情分使我们更容易亲近，亦或许，他的作风就本来如此。

　　评论家雷达的概括更为准确：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德、爱情以及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们惊讶。

　　30多年前，李存葆是文学界瞩目的明星。那时，《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不久，全国就有近百家报刊全文转载，50余家剧团改编成各种剧目上演，各种媒体的评论文章近300多万字。作品更是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十几种语言，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中，《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五。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至今令人难忘。

　　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在评论家朱向前的印象中，那时的李存葆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报纸的采访，刊物的索稿，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电影厂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接踵而来。

　　如此这般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以至于把几位大学室友干扰得够呛，替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

　　时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

　　从《高山下的花环》到《沂蒙九章》再到《大河遗梦》，一直到近年的《呼伦贝尔记忆》和《渐行渐远的滋味》，李存葆在创作过程中峰回路转，以空前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开阔性，融入学者的哲理思辨。

　　“如果说过去他只把生活作为创作资源，那么现在他学会了把文本包括历史文本当作资源，遂使他的创作别有泂天。”（雷达语）

　　自1995年发表大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至今，李存葆已发表100余万字的散文。这些散文每篇大都两三万字，长者达五万字。

　　李存葆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闲适派散文重新风靡，许多作家学者都加入到记游怀旧、吟咏风月的性灵散文大军之中。而李存葆却独辟蹊径，以军人的情怀，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投入到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之中——

　　“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更应该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30多年来，李存葆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以从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转向大历史散文？他还写小说吗？

　　2016年1月15日，再访李存葆。

　　异彩

　　17岁那年，李存葆成为青岛驻军某部守备连指挥班的一名战士，学的是炮兵指挥，军里组织考核时，他的成绩是计算兵第一名。

　　一次偶然机会，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训练队原本是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参加。没想到开学当天，那人生病，队长只好让李存葆去顶替。

　　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李存葆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其中《行军小憩》等几首诗歌引起讲课的新闻干事的关注，推荐发表在《青岛日报》《大众日报》上，另一篇也被青岛广播电台广播。这激发了当时并不特别偏爱文学的李存葆的创作热情。

　　从学习班回来，团政治处便通知李存葆“转行”。1967年，他被调到67军报道组。在那段理性晕眩的年月，眼见军图书馆的藏书即将付之一炬，李存葆用写稿获赠的数百枚像章“买通”了图书管理员，换得了古今中外名著400余册。

　　因为报道员可独居一室，于是李存葆有了“金屋藏书”的条件。莎士比亚、易卜生、雨果、契诃夫、叶赛宁、王实甫、曹雪芹……这些大师级的作品，把他带进了文学的圣殿。

　　1979年春，早已调到济南部队文工团工作的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官兵们的喜怒哀乐，时时刻刻都在激荡着他的心灵。

　　在前线，李存葆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

　　当时，部队的同志还没讲完，李存葆就已泪流满面。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直到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才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仅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更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朱向前认为，《高山下的花环》为新时期之初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高山下的花环》通过对1979年云南前线一支尖刀连队战斗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

　　小说发表后马上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连播，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小说月报》转载时，加印了80万本，《上海青年报》刊出了特刊，一次印了百万份，累计印数达1100万册。

　　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以《高山下的花环》书籍和人物为造型的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唯一代表，驶过天安门广场。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拿到改编权，谢晋辗转请了冯牧转达希望改编拍摄的愿望，并给李存葆拍了一封长达600余字的电报。而在接到恩师冯牧的信函和谢晋长长的电报后，李存葆没有丝毫犹豫，就把《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权交给了上影厂。因为此前已经有了改编的话剧和电视剧，反响很好，有人怀疑再拍电影没有人看。谢晋拍着胸膛发誓：《高山下的花环》搞不出名堂，我谢晋今生永不再拍电影！

　　确定上影厂来拍摄后，陈荒煤和冯牧先后提出要求，保证影片质量，希望下功夫把剧本写好，力争在军事题材影片中有所突破。

　　陈荒煤还提出，电影的改编工作要以李存葆为主，建议再找一位富有经验的编剧合作。于是，就有了著名作家李凖的加入。

　　李存葆和李凖就小说改编电影剧本共同拟定了一个提纲，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稍作了调整。改编方案定了之后，李存葆用二十天写出了一个电影版初稿，交给李凖去修改。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成功后，为了答谢上影厂领导和剧组的同仁，李存葆把编创剧本所得的2000多元稿费一分不留地全部拿出来为大家搞了一次聚餐。

　　熟悉李存葆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感激冯牧对自己的帮助，否则，《高山下的花环》很可能夭折。此后，冯牧也一直关注李存葆的创作。

　　李存葆的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评奖中再度夺魁，冯牧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冯牧去世后，李存葆写下《秋雨中的怀念》以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

　　“尽管我预感到了这天终将到来，但想不到来得如此猝然。我在电话机旁呆坐了足有半个时辰。秋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窗外一片岑寂，静得怕人。一个我无比亲近的恩师，一个文坛伯乐，一个蔼然长者，竟走得如此匆忙。无情的死神何其残忍，连让我再目睹老人一面的机缘都不赐予！伴着漫漫雨夜，我的心陷进无尽的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