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

　　如果说，当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打破了军事文学长时间的沉默，标志着军事文学在新时期的集体登场，那么，《我为捕虎者说》则标志着李存葆在创作上的重大转折，他由此走向了大散文的创作。

　　谈及后来转向散文创作的原因，李存葆说，自己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多年编导，写过两个大话剧。本来，他是喜欢编故事的，但是后来变得不大愿意了。

　　当今社会的复杂，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近距离观察生活往往看不透，李存葆就试着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的写作能使他自己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再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

　　由小说到散文、由军事题材到历史文化散文的转向，李存葆并非出于一时激动，更不是休闲式的随意写写。他是严肃的、认真的，甚至有些沉重。

　　李存葆认为，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伟大是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的圣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而最能让骚人墨客思绪恣意飞驰的是散文。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无论是记、传、书、礼、柬，还是疏、论、序、跋、碑，先人都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散文名篇。老庄是散文，《史记》是散文，《论语》是散文，《孟子》是散文。散文情感的触角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亲。

　　当然，李存葆并不认为散文比小说好写——

　　“不要认为喜了怒了怨了恨了惆怅了，都可以在散文中宣泄而不用担心被拒之门外，我从未感到散文是在灯下放一支轻曲、煮一杯咖啡之后，就可随意去做的事。散文是讲究气、韵、趣、味的。气可以是狂涛飞瀑，也可以是平湖静波，总是宜正不宜邪；韵可以是晨钟暮鼓，也可以是蝉噪虫鸣，总是宜雅不宜俗；趣可以是武松打虎，也可以是云中观月，总是宜高不宜低；味可以是海参鲍鱼，也可以是黄瓜土豆，总是宜淳厚不宜寡薄。”

　　评论家阎纲在评论中说：“李存葆的大散文读来汪洋恣肆，文采斐然。他集史、识、情、理于一身，驾上散文的车子穿越时空，气吞山河却游刃有余……是大胸襟、大手笔、大境界。”

　　评论家王干认为：“李存葆的大散文不只是在长度上的拓展，而是激情、知识、意境全方位的‘扩容’……尤其是他散文骨子里的壮美，是当代文学的稀有金属。”

　　李存葆说，写小说，每天能写七八千字，写散文每天最多只能写两千字。他的散文都是一句一句“抠”出来的。

　　有评论认为，写小说，李存葆应该算作第一个对军事现代化提出思考的作家，《高山下的花环》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从《鲸殇》到《龙城遐想》，则可领略他对于人类生存意识的独到见解；写散文，他又充分发挥作为小说大家刻画故事的优点，把散文写得充满诗意又经读耐看。

　　《大王魂》《沂蒙九章》，都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文学性“报告”。这些报告文学的成功直接影响了李存葆的散文创作。

　　有一次，李存葆到青岛部队和渔村采访，听到昔日“鲸鱼”经常出没而如今却行迹罕然。后来，他又在电视上看到鲸鱼集体自杀的图像，感到很忧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生态平衡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意识的促使下，他写成了一万八千字的《鲸殇》——

　　“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该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本与身外生命的霓虹连成一片。人之外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

　　李存葆近期的散文《龙城遐想》，也是出于这样的忧虑。李存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要想生机勃勃，精神焕发，必须要同大自然亲密无间，必须从大自然那里感受到一种不可分割的友情。一旦大自然对人类失去了同情心和耐心，一旦大自然不再同我们进行和谐的交流，那么我们最终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当我们经济发展和生态失衡形成恶性互动的时候，恢复生态环境，就变得比国人切齿痛恨的权力腐败更加难以治理。

　　环境问题可从地球生命史和人类发展史中寻找出来某些答案——这是李存葆写《龙城遐想》的最初目的。当今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恐龙专家，去痴迷地破译恐龙消亡的缘由，是因为他们隐隐感到，人类正面临着类似于恐龙灭亡时的一些前兆。如果人类仍执迷不悟，仍像现在这样无节制地虐待自然，破坏生态，人类的文明史还能再延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在近作《呼伦贝尔记忆》中，李存葆肯定了北魏冯氏借孝文帝名义下达的“均田令”等举措，她在如何对待“农田”这个事关国运的大课题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蓝本”与“参照本”。

　　李存葆尤其肯定了冯氏以华夏历史为殷鉴，亲自为北魏王室成员撰写了《劝戒歌》，告谕王室成员要自珍、自重、自廉、自律，守节不移，公忠体国，并将之定为皇室学馆的必读本。

　　李存葆说，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也用作品把历史文化散文的“大”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