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师检察厅的办公地址，杨绛先生说：“钟书生病的时候，我走路还路过过那里，我跟他说：‘那里就是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只是最近几年生病了，不再出门，现在房子还在不在就不知道了。”她还幽默地说：“你们很运气啊，我还健在。不过医生现在已经不许我下楼了。”具体的地方和房子的特征，杨先生说不清楚，不过她所说的在最高法院附近和有个广场，到京师检察厅有一级一级台阶，以及是在广场的右手边等，从这些信息分析，我隐约感到似乎都是在说我们市院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地——东城区东交民巷39号院。说实话，对于东交民巷39号院的历史我并不十分清楚，又或许这只是我自己作为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正在做的一些具体工作而神经敏感。

　　杨绛先生整理的《老圃遗文集》一书出版之前，曾在1994年1月1日《人民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老圃遗文集〉前言》。杨绛将这份剪报和一张杨荫杭检察长老年时的一寸照片，在我们部门的史志组同事去拜访的时候，提供给了他们——据说还有几本签名书，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我从同事那里找到了这张剪报，剪报上还有杨绛先生的亲笔附记，剪报上被划去的部分是杨绛先生亲自划去的，这份原件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史志工作经常是默默无闻的，而且很繁琐。前期有大量的调查工作和资料收集工作，从故纸堆中找出有用的东西，然后先加法再减法，而且还要考虑长远，及时抢救史料，将精力用在关键处，准确把握史实。一个同事评价说，这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英雄传奇。信然。（梁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