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个视角：中学与西学融通互补

　　20世纪出现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吕振羽、冯友兰、汤用彤、王力、徐中舒、高亨、姜亮夫等，他们的学问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是空前的，也为后学开启无限法门。这批学者的传统功底与前代学者相比，各有千秋。但他们又多有留洋经历，掌握了丰富的西学理论与方法，这又是古代学者所不具备的。姜先生九十大寿时，曾总结自己的治学体会说——

　　“我是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用十分精力搜集资料，然后以古原始的传说，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再以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法国毛根《史前人类》的一些可信据的结论为裁截的基础，又时时与自然科学相协调。这是我做学问的秘诀。”

　　若就某一学术领域而言，这一代学者的研究几乎穷尽其说，其方法又为后来者开拓无限的发展空间。

　　4.两大特色：材料与识见有机组织

　　王国维先生每做一个题目，总是先将有关资料搜集齐全，编成目录，供研究时取用。姜先生认为这种治学方法非常有用。后来，他每做一项研究，都遵循此法。研究楚辞，而有《楚辞书目五种》《屈原列传疏证》；研究敦煌学，而有《瀛涯敦煌韵辑》《莫高窟年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国注》作《宋史》研究，而有《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陆机年谱》《张华年谱》等。

　　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姜先生往往从个别分析入手，对相关文献，逐字考证辨析。如研究楚辞，先作《屈原赋校注》；研究经学，先作《尚书新证》；研究敦煌学，作《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然后再综合研究，成就《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敦煌学论文集》《敦煌碎金》等专著。

　　不仅如此，姜先生还要深入浅出，将自己研究的成果，抽丝剥茧般地讲解给后学，于是有了《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敦煌学概论》《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等著作。由此可见，姜先生的学术路径：编纂目录——个别分析——综合理解——普及讲绎。四个步骤，融汇了考据、义理、辞章的国学传统，又展现出理论、实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现代人文学研究方向。

　　5.最高境界：学术选题与民族思考紧密结合

　　姜先生出生在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家庭，以后求学所碰到的几位恩师，又都深具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希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王国维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候作《古史新证》，证明夏商时代为可信；章太炎强调学问的民族精神，所有这一切，铸就了姜先生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精神信仰。

　　在回忆录和日记中，姜亮夫先生多次提到，他的学术志趣本在历史学和语言学，然而，特殊的历史处境，民族国家的需要，他无意间走进楚辞学与敦煌学王国，最终取得辉煌成就。他作《屈原赋校注》，是因为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有感而作。抗日战争爆发，他作《夏殷民族考》《甲骨学通论》《尚书新证》，通过阐述汉民族文化独立发展，自强不息，唤醒民众。

　　1935年，姜先生留学法国，本想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他看到大量中国文物流散欧洲博物馆时，十分痛惜，拍摄抄录，作《瀛外访古劫余录》，并在王重民、向达邀请下，毅然决定全力搜集海外敦煌残卷工作。

　　姜先生的学术经历告诉我们，最优秀的人文学者，理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深厚的专业功底与完整的知识结构，二是自觉的民族意识与强烈的家国情怀。具备前者而缺乏后者，至多是专业学人；具备后者而缺乏前者，则沦为空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