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胡问遂先生

 右图为胡问遂书录韦庄诗《台城》

　　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之年。“正大气象——纪念当代中国书法大家和著名书学教育家胡问遂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得以举办，并列入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活动内容，既是对父亲的纪念和缅怀，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这一华夏文化千古绝艺的传承和发扬。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18个春秋，他用过的许多物品，依然在家里原地陈设。每当我看到它们，就仿佛走进了他老人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父亲常说，他这辈子就是为书法而生，年轻时，还立下过“书不惊人死不休”的誓言。但在我看来，父亲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和抱负，则是他人品和人格中最首要的一面，也是使我们子女最为感动的。

　　父亲是一介书生，但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时，尽管他心中怀有许多艺术梦想，还是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的国民党陆军第105师，在政治宣传处宣传队参加抗日。他能画一手好画，用油画和水粉色画了大量的抗战宣传画，还在卫生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画过医用挂图。当时他已经能写一手好字了，自然在战地宣传画中发挥了作用。1941年战火蔓延时，他又放下画笔随军开赴缅甸腊戍，在运输处当了机务员，参加修建二战中的重要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不幸染病回到地方后，父亲又想以实业救国，就筹备开设了一家印刷厂，取名“时轮印刷厂”，规模从小到大，成为西南最有影响的印刷厂之一（为现在贵阳新华印刷厂的前身）。解放后，父亲认为他的实业救国任务完成了，就主动把工厂交给政府，举家迁往上海，来实现他的书法梦想。

　　虽然父亲之后的生活全部投入书法艺术，但始终关心着国家发展，胸中有着以国家为重的大局。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乐观坚强，爱党爱国。1966年6月，在破“四旧”的声讨中，书法家、国画家几乎全部成了“牛鬼蛇神”，父亲很快受到冲击，不久就和赵丹、巴金、丰子恺等沪上文艺界名人一起被关进了市文联的“牛棚”。让我诧异的是，从那苦闷而渺无希望的“牛棚”出来以后，父亲竟然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父亲胸前手执一枝亲手种植的向日葵，脸上洋溢着对未来憧憬的微笑，根本找不到一丝抱怨。为什么要手执向日葵呢？父亲是这样回答我的：“他们说我是黑五类，不能佩戴像章，我就拿着向日葵，表示我还是心向着党，我相信传承书法艺术不会错的，因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目前这个时期会很快过去。”父亲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率真天性，我们每次想起，都被深深感动。

　　1971年，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纪念馆落成。馆前要建六面体的纪念碑，其中五面镌刻毛主席诗词手迹，而其中一首主席的名篇　《七律·到韶山》，因原稿改动过多，经毛主席同意拟请他人重写。最初由郭沫若执笔，但因郭老行草书和其他几首毛主席诗词手迹的字体风格相近，故决定在全国选聘一位书法名家用其他字体书写。上级部门到上海要父亲执笔，父亲当即抛掉手上一切事务，全神贯注投入创作。考虑到毛主席诗词应有的雄迈气势，他决定用北魏体书写。“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面对一丈二尺的大件尺幅，父亲真情倾注。这一巨幅大作下笔千斤，力透纸背。

　　1973年，当中日邦交恢复后，多位日本当代大书家组成第一个日本书道代表团访华。父亲代表中国书法家参加接待，即席书六尺大幅草书“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赠日本代表团，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形势下的胸怀。1977年，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父亲在淮海路围墙上饱含深情写下百米巨幅大字——赵朴初的《金缕曲·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转眼妖氛今净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当时千百观者静静肃立，注目仰望。

　　中国书法艺术也给了父亲不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力量，就是在最艰难岁月，他也绝不放弃，以隐忍率真之心，发愤于书法研究。记得小时候，家住南京西路324弄19号石库门老式住宅，父母亲居住在三楼亭子间。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无论是被批斗还是受表扬，每天一旦拿起毛笔，父亲便可以忘却外面的世界，连续十几小时沉醉在翰墨留香之中，疾病缠身时也从不间断。父亲经常临摹颜真卿、欧阳询楷书，米芾草书和北魏正书拓本，仅颜真卿　《自告身书》，4年中他竟临了1000余遍。他日临毛边纸一刀，写坏毛笔200多支。从南京路旧居搬家时，我发现阁楼父亲睡床的上方、墙面、木头移窗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小字，凑近一看，全是他学习书法的心得。我想，没准他的书法理论雏形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呢。父亲最终成为书艺“五体皆善”的集大成者，并自成一家，成为海派书法界的重要领军人物，是和他几十年间在书法艺术上锲而不舍、勤学苦练又不断创新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