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步高在南京的家中

　　决定孤身前往北京成为一个“老北漂”时，王步高61岁。

　　那时，他在东南大学已经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主持着两门国家精品课程，著有数十本专著和教材，还是南京十大藏书家之一。对这位半生坎坷，到不惑之年才将妻女接到身边生活的老人而言，这更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

　　但他还是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清华大学开设最基础的关于诗词和语文的选修课。“国文是一切课程的基础，它的水平制约其他一切课程最终的水平。”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

　　邀请王步高教授来任教前，清华大学李树勤教授在心里嘀咕，这个岁数，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家住秦淮河边，亲人朋友都在南京，“是我可能就不会去”。 李树勤也找过别的老师开基础选修课，“都是千方百计找借口拒绝。潜意识里觉得体现不出水平，宁可自己发文章，写作品。但王老师答应得非常痛快。”

　　在清华大学，王步高授课量高达每年288课时。有一年女儿重病做手术他都没回家看一眼。“在清华，做到他这个程度的屈指可数，一线教师96个学时就是满工作量了。”李树勤说。

　　最初的聘书只有一个学期，王步高在清华一口气教了8年，直到2016年12月被查出罹患癌症才回南京。今年5月，病榻上的王步高还和前来探病的清华大学校领导说，自己想下学期回学校继续开课。后来在医院检查情况不理想，他听完趴在窗口很久，一句话都不说。

　　11月1日中午，王步高去世的消息传来，学生纷纷转发他生前的自述文章。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均在学校官网首页放上王步高的照片，感谢他为学校带来的诗词风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步高在东南大学开设的“大学语文”课就已经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李涛说，后来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王步高就是倡议者之一。

　　在长文《试论当代国文教育的历史责任》中，王步高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国文教育拖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后腿”，这也是他坚持在大学里开语文课的初衷。他认为，呼唤大师，呼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都离不开国文教育水平的提高。

　　王步高刚到东南大学时，中文系是社会科学系文史教研室的一部分，只有三四名教师。东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何平副教授还记得，时任校长在一次活动中回答称学校并无中文系，在座中文系教师愕然，备受刺激。

　　为了让被边缘化的中文系在这所当时以工科著称的大学立足，王步高牵头设计课程体系、培养大纲，引进教师，为了申请硕士点他常常冒着酷暑挤公交。系里没有打印机，他和何平就整天待在打印店里，直到关门。

　　诗文几乎占据了王步高全部的时间，他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到很小。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他最远就是到2公里外的圆明园散步。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清华园西南角的一间小屋子里批阅作业，准备课件，到了饭点，到楼下的教工食堂喝碗粥。有时工作忙，他就买两根玉米，中午啃一根，晚上啃一根。

　　他的选修课被学生形容是“我们这代清华学生的浪漫记忆”。那时，来自文理工科的学生齐聚一堂，在晚课上读诗诵词，稽古勘误。

　　李树勤说，王步高刚到清华时，学生不重视人文素养。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在全国各地开数学文化讲座，场场爆满，唯独在清华只迎来了稀稀拉拉的几个学生。王步高在一段自述中说，自己也曾做过噩梦，200余人的教室学生几乎跑光，只剩下六七人。

　　王步高上课从不点名，课件只用繁体字，说话是带有浓重扬中口音的普通话，“我说的才是标准的中国话，你们那是北京方言，我的更有来头。”他的课常常拖堂数十分钟，台下仍然坐满学生。他认识学生的方式大多是在课上问，“×××是哪位，今天在吗？”这意味着学生上次的作业写得不错。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王莹经历过没有王步高的校园，“那时学校也有诗社，但大家都是乱写，连格律都不通，也没正经办过活动。”王步高到清华开课后，组织学生成立了清莲诗社，“他不仅教我们基本的规则，还让我们领略到诗词的美。”

　　诗社的成员大多上过王步高的课。逢年过节，王步高都会叫学生到家中聚会，行飞花令，吟诗作对。后来流行玩狼人杀，他就坐在一旁专注地看。

　　2016年12月，王步高主编的《清华学生诗词选》出版，收录了他到清华任教以来，选修过《诗词格律与写作》课程241名学生的600余首作品，其中近200人为理工科学生。

　　原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梁东认为，“这些作品甚至令人‘震撼’‘自愧不如’”。王步高鼓励学生将街道、电脑等现代社会的物象写入诗中，“写得不像古人不见得不好，现在哪有什么残灯和纸窗”。

　　他读了一辈子诗，反对诗词无用的说法，“读书人就是要‘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中华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