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方先生在1981年所写的《凹凸画在敦煌》一文中，主要探讨的是：从北凉到唐代之间，敦煌壁画中所见中亚传入的“凹凸画”技法的特色，和当时中国画家如何涵受它，以及转化它的过程。关于这两方面，他都有十分精辟的看法。在如何涵受方面，方先生指出：由于受到“凹凸画”强调表现物像立体感的影响，六朝和唐代画家因而在人物、建物和空间的结构上，由汉代以来习于表现物像的整体性和平面性效果，转而趋向较清楚地表现出它们各主要部分之间的立体性结构关系。至于在如何转化方面，方先生认为：唐代画家采取汉代以来传统的线描技法，描塑出人物的立体感，藉此取代了“凹凸画”那种利用颜色渐层去晕染出物体表面高低的画法。他以十分精简的方法，系统性地运用了敦煌的壁画资料，成功地建构了汉唐之间中国画史演进的概况，也弥补了古代画史研究的缺口。

　　（四）

　　在1984年所完成的《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一书中，方先生举出了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琵琶上的漆画《湖雁图》（8世纪），和南北宋之间李生的《潇湘卧游图》（13世纪），以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1295）等三件作品的线描图和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层次示意图。以这三件图为例，他说明了从第8到第14世纪的600年之间，中国山水画在表现空间的深度方面，所呈现三个阶段的进展和表现特色，特别是在描绘近景到中景之间的“地表面”（ground plane）（不是“地平面”，horizon）的这一点上。由于宋元以降中国画家对于表现画中的近景到中景和远景之间连续延伸的“地表面”能力的增强，使得山水画中渐渐可以清楚地呈现出三度空间的感觉（也因此，中国山水画不仅可以“观”，而且可以“居”，也可以“游”）。他指出中国山水画中存在的是“地表面”（而非“地平面”）的表现问题。他的这种看法实发前人所未见，也有效厘清了一般人在看中国山水画时，常因无法找到“地平面”的迷思与困惑。

　　（五）

　　方先生在1999年对《溪岸图》所作的研究中，再度使用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以纵向的艺术风格发展史来为一件作品定位。首先，他分析了《溪岸图》的结构特色。其次，他寻找出这种特色已存在于唐代绘画中，可知这种风格的渊源有自，依此而证明此画是董源所作的可能性。最后，他更列出元代王蒙，和其后许多山水画中引用了《溪岸图》构图模式的例子，以此说明这类董源风格在14世纪之后持续流传的事实。

　　以上诸列所见方先生那种依凭视觉证据所呈现出来具有系统性和贯彻史实的独到见解和论述方式，视野广阔，气魄庞大，说服力强，在中国艺术史学界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建构“东亚艺术图像档案”

　　除了上述的“结构分析法”之外，方先生也重视“笔墨鉴定法”。他认为艺术史研究者必需将二者合并运用，才能建构出一个艺术家作品风格的发展历程和重建传统画史发展的大概面貌。而要运用“笔墨鉴定法”的先决条件是：将大量的图像证据排比研究，以建立个人或整体的风格发展脉络；此外，更要仔细观察作品真迹。换句话说，要研究艺术史必须要有良好的图像档案设备和与观察实物的机会。为了这两种需要，方先生自1960年代开始，便在普大建立了全球最好的“东亚艺术图像档案”。方先生当年要设立“东亚艺术图像档案”的灵感，极可能是学习了普大艺术与考古系早已建构而闻名全球的“基督教艺术图像索引中心”的经验。该中心始建于1917年，至今为止已近百年，且收了大约20万张相关的图像照片。

　　普大的“东亚艺术图像档案”包括两大类：“一般东亚艺术图像档”和“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一般东亚艺术图像档”之中最主要的是中国艺术图像，其核心来源是购自当时密西根大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故宫藏画图像照片”。该项计划是密大的艾瑞慈教授（Richard Edwards）和当时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员高居翰博士（James Cahill）合作主持的。在这套“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中，每张图片都是图像清晰的8"×10"黑白照片。黑白大照片的好处是可以清楚看出水墨画的笔墨和线条。这些照片被裱贴在灰色的12"× 14"硬纸版上，依艺术家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排放在一个个高大铁柜的活动抽屉中，使用者可以轻便自在地取用。从设立开始到2000年为止，这套档案曾在30多年之中，累积到15万件左右，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效用。有了那些图档，方先生更可以贯彻他对作品鉴定的工作。他也如此要求他的博士生：先针对某一单一重要作品作精密的观察、分析与比较研究，以确定它的真伪和断代，然后再解释它的图像意涵和阐明它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史上的意义。这便是在他领导下的“普林斯顿学派”研究中国书画史的特色之一。40多年来，他也如此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具体处理了许多普大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中国书画名作（详见后论）。这种建构图档以支援艺术史研究与教学的模式后来也被纽约大都会亚洲艺术部、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甚至是北京清华大学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沿用。遗憾的是，约在1990年代之后，由于计算机流行，大家渐渐习惯运用电子图像，因此，在方先生于1999年退休之后，普大的这套高质量图像照片档，不但未能持续累积，或予以数字化，反而散落各处，实在十分可惜。

　　“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The Lo Archive of Tun-huang Wall Paintings）”；是1960年代初期方先生为了普大而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后，特别敦请那时旅居纽约的罗寄梅先生（James Chi—mei Lo，1902—1987）和夫人（罗刘先，Lucy Lo女士）所制作的2000多张8"×10"黑白图像照片。罗寄梅先生与夫人都是摄影记者，他们在抗战末期到敦煌千佛洞与安西榆林窟等地，拍摄了3000多张当地的佛窟壁画与塑相的照片。那时张大千也正好在那里临摹壁画。由于罗先生与夫人对艺术的敏感度极高，再加上精绝的摄影技术，因此所摄取的图像不论在取景上、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其前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教授所摄的敦煌图档。这套“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在1983年敦煌研究院和日本讲谈社合作，首度出版五册敦煌彩色壁画图册之前，一直是全球研究敦煌艺术最清晰、最完备，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图档。10多年前，美国的安德鲁·梅隆基金会在征得罗太太同意后，已将罗氏所藏敦煌壁画图像全面电子化，并收入Artstor电子数据库。最近这套图档并将以书面形式出版，是学界一大盛事，也是罗先生与夫人对中国文化的具体贡献。

　　对普大美术馆的贡献（1957—1999）

　　方先生对普大美术馆的贡献非凡。他对中国书画史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许多重要收藏家的信任，因此他们便将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或借藏或捐赠给普大美术馆，作为教学与研究之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捐赠者包括：Mr. Morris Dubosc， Mr. Earl Morse， Mrs. Jeanette Shambaugh Elliott， Mr. Arthur M. Sackler， Mrs. Edward Elliott和Mr. John B. Elliott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大美术馆所藏的中国书画珍品中，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作品。举其要者，比如：唐摹王羲之《行穰帖》、米芾《行书三札》、黄庭坚《赠张大同行书卷》、王洪《潇湘八景图卷》、李公年《山水图》、赵孟頫楷书《湖州妙严寺碑》、行书《洛神赋》以及《幼舆丘壑图卷》、文

　　徵明行书《诗轴》和《花卉图》长卷、祝允明《草书诗卷》、王阳明《行书三札》、八大山人《杂画册》、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自画种松小像》和《巨幅山水》，以及扬州八怪和清初六家的作品等等。

　　对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贡献（1971—2000）

　　1970年代以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主要收藏还是以西方艺术品为主；亚洲艺术收藏并非是它的强项；但一些有志之士已觉东方艺术品的重要性，因此开始计划加强这部分的收藏。有鉴于方先生在中国艺术史方面的学识、才干、热忱与使命感，因此，大都会博物馆特别从1971年开始，聘请他为该馆亚洲艺术部的特别顾问，期望在质与量上全面提升该部门的素质。方先生也的确不负所托，在其后30年之间，不断地从各方面去建设亚洲艺术部。首先，在软件方面，他全面提升了该部门的收藏、研究、出版和学术活动。其次，在硬件方面，他更大量增建画廊、展示空间和庭园建设等事项。方先生在那30年之中有效的领导与规划，让亚洲艺术部真的脱胎换骨，令人耳目一新；也使得大都会博物馆变得可以与波士顿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等并驾齐驱，成为全美四个收藏亚洲艺术最重要的博物馆。

　　结合收藏、研究、展览、研讨会和出版学术专著等一连串的项目，是方先生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一贯作业程序；他为普大美术馆所作如是，对大都会博物馆所作亦如是。由于笔者的研究领域限于书画，因此以下仅以数例，说明方先生为大都会博物馆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收藏方面，方先生以他个人的人脉网络，从欧美各地为大都会博物馆购藏了许多重要收藏家的珍贵书画。当时在欧美有一些重要的书画收藏家，如：在伦敦的大卫德（Percival David，1892—1964）夫人；在美国康州的翁万戈、和在纽约的王季迁（1907—2004）、顾洛阜（John Crawford，1913—1988）、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和艾瑞生（Ernest Erickson）等先生，以及唐氏家族（唐炳源、唐温金美、唐骝千）等为最有名。由于方先生的缘故，他们的部份珍藏，如：韩干《照夜白》、屈鼎《夏山图》、董源《溪岸图》、宋徽宗《竹雀图》、李公麟《孝经图》、马和之《毛诗图》和钱选《羲之观鹅图》《陶渊明归隐图》及《梨花》等等，先后都进入了大都会博物馆，因此在质与量上，具体丰富了该馆的中国书画收藏。

　　其次，在学术研究上，方先生自己带领他的研究团队，针对该馆某些珍贵的藏品，作深入的研究，并出版若干重要的学术专著。又以该馆藏品为主，先后写了三部中国艺术史的专著：1992年：Beyond Representation（《超越再现》）；2001年：Between Two Cultures（《两种文化之间》）；2014年：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书画同体》）等。

　　在展示藏品方面，方先生除了指导亚洲艺术部门定期举办经常性和专题性的展览之外，也常向国外的重要博物馆借出珍品，到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特展，而且配合特展举行了许多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和出版论文集。其中令个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包括以下的三个重要活动：如1980年，方先生向中国大陆借出许多“文革”时期出土的商代到汉代之间的青铜器、玉器和秦俑等重要文物，而举办了“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特展，并邀约中外学者召开研讨会，和出版学术论文集（Wen C. Fong ed.，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0）。为筹备上列活动，在这之前的两年（1978年秋），方先生已预先在普大为博士生开授“中国青铜器”专题讨论课。该项展览当时在纽约轰动一时，后来又在美国许多大博物馆巡回展出，使西方人士认识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

　　又如1985年，在方先生的安排下，顾洛阜先生将他大部分珍藏的宋元书画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为了向他致敬，同时也为庆祝馆内重新整修的“狄伦画廊”（The Douglas Dillion Gallery）的开幕，因此方先生又邀集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在大都会博物馆中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诗书画三绝”（The Three Perfections）学术研讨会。那次的会议论文集事后也于1992年出版（《文字与图像：中国诗书画》）。

　　在硬件建设方面，由于方先生的主导，促使大都会博物馆为亚洲艺术品开拓了许多画廊和展示空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明式花园的建构。1978年左右，方先生得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支持，计划在该馆埃及艺术展厅的屋顶露台，盖一座小型的中国式花园。为此，他不但先在普大开授“中国庭园专题研究”，带领学生研究相关课题，而且特别邀请中国研究园林的专家陈从周教授（1918—2000），和20多位苏州的造园师傅，带着在苏州当地预先作好的建材构件来到纽约，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组合工程。一座小巧精致、仿明代苏州网师园的江南园林亚斯德庭院（The Astor Court）终于在1981年夏天落成了。它与新建的“狄伦画廊”一同开幕。记得开幕的时间是在6月某天的傍晚，来宾冠盖云集，其中不乏当时许多美国的政商名流。参观者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等在门外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得进场。庭园内呈现了中国江南士人的美学趣味：月洞门、太湖石、青石地砖、迂回廊道、贴墙小凉亭，还有一座木构厅堂“明轩”，内放1976年购自安思远收藏的中国明式家具，墙上挂着仇英的《红友》太湖石图。园中所见无一不来自苏州，包括一砖一瓦，一木一石，甚至连地上的“苏带草”都是来自苏州当地！透过玻璃屋顶还可看到天上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无云的夜空中，让人彷然置身江南。方先生和姜斐德（Alfreda Murck）博士曾为文特别介绍了这个庭院。这种在异地重建江南园林，而且忠实地呈现它的原物原貌的作法，在美国可以说是创举。这也是方先生长年为大都会博物馆所作的贡献当中，一个最具体而扎实的物证。

　　严师身教

　　在这些之外，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方先生的教学工作。在负责许多性质不同的工作和计划的同时，方先生对于普大博士生的教学始终认真、热切而投入，数十年如是，令人敬佩而且印象深刻。他的教学方式包括校内的专题讨论和校外的观研作品。除了正值他每教学三年便可休假研究一年之外，他每一学期都开一门有关中国书画史的专题讨论课，时间都定在周一下午。上课地点有时在普大的美术馆中；但多半是在东亚艺术专题讨论室中，排比大量相关的图像，作细密的观察、分析和讨论。方先生的课每学期主题都不同，程度也从不分初级或高阶。由于修课的同学都是博士生，他认为他们应

　　该都已具有相当的知识，所以课中绝不会耐心地“循循善诱”。每一个同学，不论程度如何，都必须达到他的要求。如果不懂，自己设法去补充或求助。因此，上课时，每一个同学都聚精会神，丝毫不敢松懈。方先生上课时间都从下午一点半开始，但从未在五点之前结束。至于何时下课，则难以预测，完全看他兴致的高低而定：有时会在七点以前；但碰到他的兴致高昂，到了傍晚，他还意犹未尽时，便会带大家一起去吃晚饭，然后再回来，继续上课，一直讨论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半左右。由于同学们都住在校区宿舍，因此没有赶车回家或安全上的问题；但一整天脑力激荡下来，每个人都精疲力竭，招架不住；只有方先生精力过人，仍是神采奕奕，毫无倦容。这种情形不论寒暑，而且风雪无阻。记得1979年的冬天，有一次美国东部大风雪，雪深及膝，步行困难，学校已经宣布那天停课了，但方先生仍然兴致勃勃地自己开一辆箱型车，到每一个学生的住处，接送大家去上课，课后又一一送大家回去。我还记得那学期的专题讨论课是关于倪瓒书画的研究。

　　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些说法；所以他训练学生的方法是要他们自励自强，主动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他的这种方法逼使学生面对严苛的挑战，在绝境中设法突破自我的限制，借以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独立去解决困难后，对自己产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从他学习过的学生，都有过这类难忘而令人感激的经验与领悟。

　　除了在课堂作专题讨论之外，在每一学期中，方先生都会安排一次校外教学：由他自己开车载大家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中去观研书画名迹。但那绝对不是一种轻松的郊游，反而是像野外研习营一般。由于看作品真迹的机会难得，因此事前大家都必须先对那些作品加以研究；而在面对那些作品时，也都必须小心翼翼、分寸不漏地仔细观察，以印证或修正自己原先的看法。看完作品后，方先生多半会开车带大家从博物馆所在的东81街，沿着哈德逊河旁的高速公路，一路南下，到中国城去吃晚饭；饭后再开车回普大。在来回大约3小时的车程中，方先生三头六臂式地，一刻也不得闲：一面随时注意路况，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一面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令大家寻思答案。我们每一次到纽约都是：早上从普大出发，下午看完作品，而当吃过晚饭再回到普大时，通常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然而，我们通常都还不得下课。在那整个过程中，方先生几乎无时不在与我们讨论问题。他的头脑有如计算机一般，记忆力超强，对于书画作品过目不忘，储存了大量相关信息，而且思路快捷，永不疲劳，不断提出问题，等待学生的回应。我们每个人莫不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松懈地思索答案。记得有一个冬天，我们也是那样，在忙了整天后回到普大。当车子到了某一个同学住处的门口时，他原以为可以下车回家好好休息了；那知方先生忽然兴致大发，一再提问；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下车。原班人马只好留在车内继续与他攻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他才一一送我们回去。每当回想起当年在普大的学生生活，觉得那真是一段十分紧张、刺激又充实的日子；而从以上的那些事例中，又可以看出：作为人师的方先生，是如何尽心尽力地在训练和培养学生。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实在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受教者。

　　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更让人钦佩的却是方先生的豁达大度；那是他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方先生是一个工作勤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学者。他既充满理想性，又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最常说的几句话便是：“有好多的事要做”！“光说不做没有用”！以及“除非做成了，否则等于没有做”！因此，他几乎无时不在思考和工作，也要求他的团队跟进。他总是像一个充满动力的火车头，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和工作团队，不停地快速前进。也因此，他才能够在半世纪之间，集合了各界的人力与物力，在异国为亚洲艺术的研究、收藏与展示，作出那么多具体而令人钦佩的贡献。《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正是方先生最好的写照。

　　方先生擅于寻找资源，帮助别人，更热心协助同侪，奖掖后辈。他的心胸开阔，大方好客，因此各地学者来访不断，彼此交流频繁、合作无间。他对来访的研究者不论辈分亲疏，都一视同仁，大方地开放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和图书资料供他们参观和研究。在延揽杰出学者和培育人才方面，他更不遗余力。他曾几度设法寻找基金，延请专业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比如姜一涵教授、汪世清先生（1916—2003）便曾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到普大担任研究访问学者。又如他曾设法在1962年敦聘原在京都博物馆的岛田修二郎先生到普大长期任教。1985年他又延请屈志仁先生到大都会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部主任。长期以来，他一直多方设法为博士生找奖学金，让他们可以专心学习。此外，他一直都十分热心地与国际学界和博物馆界交流，并视需要协助他们。他曾接待了许多著名的访问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或教学，其中包括：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古原宏伸和江上绥等教授。又，1988年，当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将成立之时，方先生也曾热心地帮忙来访的筹划者台大文学院院长朱炎教授（1936—2012）和历史系主任徐泓教授，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购买一套密西根大学所制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幻灯片。又如1975年，当方先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吴派画九十年特展”时，由于深感所展作品与研究说明的价值非凡，因此当场慨诺出资，协助馆方印行特展的研究图录。再如：多年来，他接受了许多博物馆的年轻研究员到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访问研究。其中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柏亭、王耀庭和何传馨等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连起先生；上海博物馆的朱旭初先生等等。在退休之后，方先生更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协助北京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成立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凡此种种，不但可见方先生的热心与大度，更可看出他无私的精神。而像他那样开阔的心胸与气魄，又岂是一般常人所能轻易拥有的？

　　方先生可说是这半世纪以来在美国的亚洲艺术史学界和博物馆界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最令人钦佩的开拓者与领航者。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他成功的背后，那一股伟大的支撑力：那便是方夫人唐志明女士（Constance Tang Fong）的了解与支持。他们都热爱艺术；两人在1950年代初期相识于波士顿美术馆的画廊中。婚后鹣鲽情深，有志一同。由于方师母长期的支持，使方先生无后顾之忧，而得以全力以赴地成就了上述令人赞叹的艺术文化功业。他们所具有那样开阔的心胸、豪迈的气魄、坚强的毅力与奉献的精神，实非一般常人可以企及，足为学界楷模！（作者为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陈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