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夫妇（右一、右二）与王季迁（左三）

 南宋 傅光宗 行楷书高标贞色 团扇

 唐 韩干 《照夜白》图

狄隆与方闻，1980年代，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图片。前者于1970年出任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主席。

在方闻的主导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建起一座小巧精致、仿明代苏州网师园的江南园林。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王季迁旧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方闻教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特别顾问和亚洲艺术部主任期间（1971—2000）所举办的部分书画展览图录书影

 米芾书法作品《吴江舟中诗》

 幼年即能作擘窠大字的方闻

 幼年方闻5岁时书写照片。附记：“民国廿四年（1935），随双亲赴吉隆坡坤成女校访姨母，适逢该校十周年纪念，奉姨命对客挥毫，有五龄童之称。”方闻夫妇藏

 1947年《美术年鉴》“方闻”条目

　　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些说法；所以他训练学生的方法是要他们自励自强，主动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他的这种方法逼使学生面对严苛的挑战，在绝境中设法突破自我的限制，借以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独立去解决困难后，对自己产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从他学习过的学生，都有过这类难忘而令人感激的经验与领悟。

　　1948年，一个18岁的青年，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上海，远赴当时全世界最富强的美国，面对他不可预测的将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中，他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不懈的奋斗和对推展中国艺术研究的强烈使命感，在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美国，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菁英互相竞争，终于在艺术史学界与博物馆界脱颖而出，打开一个新局面，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提升了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西方的能见度。他就是方闻教授。

　　方先生最先在美国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学与任职，期间共达51年（1948—1999），深耕茁壮，培育人才：本身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枝叶繁茂，他的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在世界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推展亚洲艺术的研究。后来，他又受邀在代表全世界艺术橱窗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担任亚洲艺术部的特别顾问，几近30年（1971—2000），开疆拓土，使它成为馆中最大的部门之一，同时大量收藏、研究和展示亚洲艺术品，助使西方人士了解亚洲艺术的优美和价值。方先生的聪明才智、心胸气魄与胆识毅力都非常人可及。他的奋斗与成就也像传奇一般令人惊叹！但由于方先生的论著多以英文发表，而且，他在学术界与博物馆界的活动也多以美国为主，因此，西方学界对他比较熟悉；但，相对的，中文读者对他的学说与贡献便不尽清楚。到目前为止，他的著作曾译作中文的只有一小部分，包括《心印——中国书画结构与分析研究》《超越再现》《夏山图》和《中国艺术史九讲》等。在后二者之中，北京清华大学谈晟广教授特别为文，简介了方先生的学说，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

　　虽然方先生已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从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退休，最近也较少参与学界活动，然而，他半世纪以来在异国，对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推展所作的贡献之大，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其功厥伟，不容忽视。我于1978年夏天，离开台北故宫博物院，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方先生学；毕业前后，又随方先生工作数年，到1991年春天返回台大教书为止，总计在普大亲聆教诲的时日长达12年半。为时虽久，愧未能窥其学养之堂奥。以下，个人谨据那些年间在普大的见闻，略述方先生的学术背景和见解，以及他在海外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推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之事例。如此以管窥天，难免不全，惟望藉此，与年轻同道分享所知，并向方先生表达个人的感谢和敬意。

　　从上海到普林斯顿大学

　　方先生（浙江仙居人）出生于1930年的上海，天资颖异，从小便对中国书画具有强烈的感受。他在童年时期，便从清末著名书家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之侄李健先生（1881—1956）学书、画、古文，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书画方面。方先生年仅10岁左右便曾举行个人书展，轰动了当时的上海书坛而被誉为神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方先生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曾从王蘧常先生（1900—1989）学中国古文。就读一年后，方先生因发现理科与他的志趣不合而离开，改于1948年远赴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研读，主修西洋史和艺术史。

　　当时普大的西洋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师承德国艺术史大师沃弗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的风格分析理论；重要的教授为潘诺夫斯基（Edwin Panofsky，1892—1968）。1951年，他依规定修完了系中所有艺术史的课程之后，便从大学部毕业，直接进入博士班研读；在学期间曾特别从Kurt Weitzmann（1904—1993）、Erwin Panofsky、Rensselaer W. Lee（1898—1984）、和George Kubler（1912—1996）等教授学习西方艺术史，此外也从罗力教授（George Rowley，1892—1962）研读中国艺术史。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的情况日趋热络。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博物馆界和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的收藏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一些重要博物馆便陆续收集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菲尔德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旧金山的亚洲美术馆、哈佛大学的佛格美术馆、费城的宾州大学美术馆和普大的大学美术馆等等。同时，在许多大学中也产生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和具体的研究成果。

　　Rowley教授原来专研14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后来渐对中国山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收藏许多石刻拓本和画作（后来赠予普大美术馆）。方先生是那时Rowley教授所收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方先生在中国书画方面独特的能力，受到了Rowley教授的重视，不但常与他谈论中国书画的问题，而且在购买中国画时也常会询问他的意见。这些因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因此日后转而专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方先生才能出众而且十分勤学，因此教授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据当年曾经教过方先生“美学”课程的Arthur Szathmary教授（1916—2013）告诉笔者，方先生当学生时十分用功，当周末其他同学都在玩乐时，他却利用时间勤练中国书法，偶尔也作简笔风格的树石画。方先生的这些特质获得了他同届同学艾礼德先生（John B. Elliott，1928—1997）的信任，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好朋友。John B. Elliott先生和他的母亲Mrs. Edward Elliott女士（Ellen Elliott，1901—1990）都是富而好礼、修养很好的人，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物的收藏具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母子二人都以“无名氏”的身份支持普大的东亚研究和艺术史研究，同时也都是普大美术馆的赞助者和捐赠者。在方先生的协助下，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作品；其中不乏稀世之作，特别是Elliott先生所收的书法作品，不论在质与量上都可称是欧美地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藏。他们过世之后也将大部分的收藏捐给普大美术馆。他们对普大的东亚艺术与文化研究的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以下我们回头来谈方先生的艺术史研究。

　　博士生的名著：《溪山无尽》与《罗汉和天桥》

　　1951年，方先生从普大大学部毕业后，直攻艺术史博士课程。他在修课、研究之外，也担任大学部的课程助理（precepter），此外又曾到克利夫兰和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并开始出版重要的学术论著。当时他虽才20多岁，但已是中

　　国艺术史学界的明日之星。1955年，25岁的方先生便与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Sherman E. Lee，1918—2008）合写专书，介绍该馆所藏的名画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溪山无尽图》）。方先生以一个博士生的身份而得与著名的学者合著专书，这当然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受到肯定之故。方先生在《溪山无尽图》一书中，以风格分析的方法，从空间结构上看出画中群山向画面中景处退让，使画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的方式，应属南北宋之间山水画的表现特色，因而将它定为12世纪的作品。

　　1956年，方先生（26岁）虽然还是一个博士生，但由于在学界和教学方面的表现优异，因此深受普大艺术与考古系主任E. Baldwin Smith教授（1888—1956）的重视，而被聘任为教师，讲授“西洋中古建筑史”，同时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在人文学科而言，是极为稀有的事。方先生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是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两幅原属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五百罗汉图》原为南宋林庭珪与周季常在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合作的一套百幅作品；每幅画中都表现出五个罗汉显现神通的故事。二战前后，这套作品因种种原因而流散，其中有许多件流传到美国，当时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十幅，而弗利尔美术馆则收藏了两幅。为了彻底了解全套《五百罗汉图》的原貌，方先生除了细研弗利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外，并在1956年到1957年间，得到校方资助，而与方太太二人同往日本京都大德寺，进一步研究并拍摄那些原作。

　　就在方先生留访京都的期间（1956—1957），他结识了当时在京都博物馆担任研究员的岛田修二郎先生（1907—1994）。方先生十分肯定岛田先生的学问，因此，后来他回到普大后，便向校方推荐。岛田先生因而在1962年受聘到普大艺术与考古系担任教授，直到1975年才退休，对培养东亚艺术史博士生的贡献良多。另外，方先生与方太太也利用这次旅行之便，到台湾台中的北沟，参观名画，其中范宽的《谿山行旅》和五代人的《丹枫呦鹿》等作品，特别让他们感动，也令他们深感中国艺术之精致程度与质量之高足可与西方艺术比美。这更加深了方先生日后专注于中国书画研究的决心与努力。

　　任教普大

　　1957年，方先生回到普大，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中国艺术史博士，同时也正式开始他此后40多年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才27岁，充满朝气与远见，已经计划和东亚系的年轻汉学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合作，推动“中国艺术博士学程”。由于方先生在研究中国艺术史方面优异的表现，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重视，就连当时最有名的喜龙仁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也曾在那时去普大拜访他。1958年，方先生的博士论文获得弗利尔美术馆的重视而予以正式出版：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罗汉与天桥》）。1959年，方先生与东亚系牟复礼教授共同在二年前开始策划的“中国艺术博士学程”正式成立。1962年，岛田教授受聘普大后，这个学程才扩大成为“中国与日本艺术博士学程”。

　　这个学程的目的是：结合中国和日本艺术史的作品研究和汉学及日本历史文献研究，来训练博士生。它在资源方面结合了两系杰出的核心教师和图书设备。从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为止，就中国艺术研究而言，在师资方面，先后有艺术与考古系的方先生、岛田修二郎、Robert Bagley，和东亚系的牟复礼、刘子健（1919—1993）、高友工（1929—2016）、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图书方面，则包括艺术与考古系的马关图书馆和东亚系的葛士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后者的中文藏书丰富，在美居于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普大美术馆的东亚艺术收藏也提供了这学程的教学之用。这个学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中国（或日本）艺术史为主修，另外必择东亚系的中国（或日本）文学、或历史、或思想史为副修。50多年来，该学程培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他们毕业后又回到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服务，从事亚洲艺术研究，并培育新一代的学者。

　　1962年Rowley教授逝世；方先生于是成为普大东亚艺术史研究的领导者，全力在各方面推展东亚艺术的研究。1970—1973年，方先生担任该系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大学美术馆馆长，并且从1971年开始，更荣任普大的Edwards S. Sanford终身荣誉讲座教授。那年他才31岁。

　　研究艺术史的方法与特色

　　方先生由于受到沃弗林和潘诺夫斯基学派着重对艺术作品风格研究的影响，再加上自己对于中国传统“笔墨鉴定法”的重视，因此在研究中国书画史时，特别注意对作品的结构与笔墨的分析和图像意涵的解读。结构与笔墨分析是鉴定作品真伪和断代的有效方法。它的主要工作包括：观察、分析特定作品在构图、造形、笔墨、空间和整体关系及视觉效果等各方面的表现特色。鉴定作品的真伪与断代等同于研究历史时的史料辨伪；唯有先确定所用史料的真实性，才能进一步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亦然。虽然从文献上看来，中国绘画的研究早已有它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但20世纪初年以来，由于信息与图像的取得逐渐便捷，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曾受到了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刺激与影响。西方艺术史研究已长达200多年以上，多数绘画作品的真伪问题都已厘清，学者可以在那基础上再向前推进，因此研究议题多元，层面深广；但相对的，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许多基础工作还作得不够，比如：在绘画和书法方面，有许多重要传世的作品，我们连它们的真假与断代问题都还未厘清，因此更别说谈到进一步的研究了。由于体悟到这个现状，因此方先生在从事中国书画史的研究时，便特别注重优先处理这些鉴定方面的基础工作。

　　此外，方先生认为研究艺术史，首先要了解：艺术表现本身便具有它自己的风格发展史。必需具有这样的概念，才能将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在与它相关的风格发展脉络中，寻求它在时间轴线上的定位，也才能解决作品的真伪和断代问题。关于这方面，他曾三度为文加以阐明：如2003年的 “Why Chinese Painting is History”（《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又如2013年的“On Chinese Art as History: Seeing and Believing”（《论中国艺术即历史：眼见为真》）；再如2014年的“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等。另外，在2004年时，方先生曾应普大谢伯轲教授（Jerome Silbergeld）的专访，以问答的对谈方式，谈论他个人对中国艺术史在本质上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而写成了《我的学术思路：回答谢伯轲教授的九个问题（上）、（中）、（下）》。原文言简意赅，精炼深奥，值得读者细加反思；它可看作是方先生数十年来研究中国艺术史心得的缩版，学术性极高。

　　依个人有限的了解，方先生研究中国书画史的具体方法是：融和了西洋艺术史的“结构分析法”（structural analysis），和中国传统的“笔墨鉴定法”，而建构出一套自具特色的断代方法学。由于方先生从小学习书法，因此，对于书画作品用笔的方法极为敏感，也将它视为鉴定中国书画真伪和辨识个别书画家风格的重要方法之一。他曾以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协助艾礼德先生建构了西方最好的书法收藏，此外，他也写过许多专论书法的论文，并强调“书画同体”的概念。又由于接受过西洋艺术史“结构分析”和“风格史”研究方法的训练，方先生在处理中国艺术史的问题时，不仅仅只是横向式地只专注在鉴定某件作品的真伪或断代的问题上，而是在此之前，先纵向式地追究出它的风格渊源和流变。因此，在研究一个问题时，他的思考层面极广，在脑中运转着大量的图像资料，而且贯彻上下古今，所以能见人所未见，掌握到某种风格在艺术史发展中古今通变的特色。这也是他研究艺术史在方法上异于他人的特色。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最令个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以下的五例：Summer Mountains（《夏山图》，1975），“Archaism as a Primitive Style”（《复古主义即原型风格》，1976），“Au-t’u-hua at Tun-huang”（《凹凸画在敦煌》，1981），Images of the Mind（《心印》，1984）和“Along the Riverbank”（《溪岸图》，1999）等。以下个人对这些著作的内容要点稍加介绍，以见它们的重要性。

　　（一）

　　《夏山图》是1973年方先生为大都会博物馆从王季迁（1907—2004）收藏中购得的

　　一件无款山水画。依方先生所见，它应是北宋屈鼎的作品。为证明这个看法，他首先扼要地从山水画的空间结构、造形和笔墨技法等方面去分析唐代到清代之间一些重要的山水画家作品，如正仓院琵琶上的山水画、李成、范宽、燕文贵、许道宁、郭熙、李唐、赵孟頫、李在、王翬等人山水画中的构图、造形和笔法等绘画风格特色，而勾画出其间山水画的发展史和每个时期山水画的表现特色。然后他再依据那些特色证明《夏山图》是属于燕文贵的风格系统；但就造形、笔墨和其他因素而言，则应是燕文贵的学生屈鼎所作。

　　（二）

　　在1976年所写的《复古主义即原型风格》一文中，方先生阐明了在中国画史中常常谈到的“复古主义”的性质：他认为那应是一种追摹古代风格的作法。他在人物画、山水画和书法作品中，看到古代许多种艺术的造型“图式”（pictorial scheme）如何藉由不同的媒材保存下来，而后人再如何经由“复古”的概念，去吸收和转化前人所建立而流传下来的这些图画模式。他的观察透彻，能见人所未见。比如，一般人只观察到钱选在《羲之观鹅图》中画山的特色：重复使用三角形，堆叠出一座山的形状；然而，方先生却可以更进一步看出：这种山石图像原来可以追溯到北宋早期木刻版画《秘藏诠》中的山水插图；它甚至还可以上推到敦煌六十一窟中的壁画《五台山图》（约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