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长

　　黄德海不止一次地申明，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评论家更不是只为讨作家欢心的阐释者和鼓掌的人。和创作一样，评论也是一种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面对同样的世界和生活发言，批评家甚至要比作家想得多，考虑得更多。黄德海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批评家并不是岸上的裁判，只是看着作家在水里奋力前行而说三道四，而是同样身处水中的击水者。除了自己要奋力向前，批评家还得留出一只眼睛，关注身边的作家游得怎么样。

　　1因为从写作角度定义了文学批评，黄德海的写作就变得更为自由和独立。在他的笔下，具体的文学文本当然要谈，但由文本荡开去谈的更多是对写作、写作者和写作对象的思索与靠近，正如金克木说的“读书·读人·读物”。在《书到今生读已迟》中，我们可以读到黄德海作为批评家敏锐的一面，更可以读到他作为写作者、思考者的整体性思考，重申一个批评家对文学价值的信仰，即如何面对一个人、一个文本和一段历史，以及伴随其中的精神生活，继而拨开迷雾，越过有意无意的层峦叠嶂，真诚、克制而又准确地谈论他们。

　　不妨先从“涉及一切人的问题”这一篇开始。1941年，作为负责原子弹项目的纳粹首席科学家，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面见当年的老师、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量子力学之父”尼尔斯·玻儿。讲述玻尔和海森堡师徒二人的“恩怨”时，黄德海并不刻意追问两人在哥本哈根到底谈了什么，以至于两人的友谊戛然而止。黄德海猜测，在对待原子弹这个涉及一切人的问题上，两颗卓越的心灵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无论他们做过什么，需要体贴和理解那些被历史和命运选中的人物，而不是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和探秘式的追究。真正的体贴要求我们必须尝试重回历史情境，才可能理解玻尔和海森堡的不同选择，他们的纠葛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在个人如何承担历史责任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

　　当一个人被历史挑中时，他不是不可以后退。一旦后退，就有其他人补上，确定其他人能比海森堡做得更好吗？最终的结果，是在海森堡的手里，原子弹没有被德国纳粹先造出来。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结果吗！选择不参与，离开德国，明哲保身，是容易的；选择站到战争正义方的原子弹研制队伍里，是大多数科学家的“正确”选择。有没有主动站到邪恶的一边，与黑暗为伍，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海森堡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难以断定。可以确定的是，选择参与纳粹的原子弹计划，就是选择了与罪恶待在一起，主动站在阴影里，注定将背负骂名，世人如何解释海森堡这样的选择？

　　黄德海谈论海森堡的困境，以及老师玻尔和世人对他的反应，本质上要谈论的便是如何处理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单独存在，特别是被历史和命运选中的天才们。设想一种可能，海森堡加入纳粹，为的是拖延原子弹的研制进程，客观上他的确做到了。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海森堡显然做出了最合适的“选择”，并承受了随之而来的各种指责和猜疑。问题是，天才如海森堡，难道不知道这些吗？

　　2面对同样困境的还有张新颖笔下的沈从文。沈从文后半生转业于研究文物，是一个文学天才的中途退场。从《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黄德海读出了张新颖对沈从文后半生的体贴和理解，并清晰地提炼出了沈从文的选择缘由和张新颖的寄托。

　　沈从文选择放弃写作进入文物研究领域，文学的星空从此失去了一颗灿烂的明星，文物研究界就此收获了一位“业余”的研究者，日后释放出了浑厚的光。在当时的处境下，“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沈从文别无选择，奈何眷恋文字，就只能写别的。黄德海注意到，张新颖辨识出了沈从文选择研究物质文化史的主动部分，并总结为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依旧用富有沈从文风格的文字，撰写论文。如果说张新颖体贴地理解了沈从文，由此走进了他的心灵世界，那黄德海同样体贴地理解了张新颖，由此走进的就不单是沈从文的世界，还有张新颖的精神世界，并留下了自己的声音。此种传递，不止于完成了沈从文研究的递进，更是两代学者之间的精神传承，一种真诚的可以消化焦虑的“影响”，这才是最为动人之处。

　　“死去活来”的沈从文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正如黄德海注意到的，在沈从文不再写作、疲于应付种种无奈的日子时，张新颖插入了海外对沈从文的研究和翻译进程。我们感觉到了“时间不同寻常的力量，以及她壁立千仞的冷峻”，这便是世界规律的一种，时间是平等的，能断事，能识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到底有多重要，又有多难呢？不妨从黄德海谈金克木的文章中寻找答案。金克木说，读书不易，读人更难，最难的是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沈从文读古物，自然也如读书，写文物论文也如写作一般郑重，虽说文学研究比不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大，可哪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为了影响大而写作呢？

　　沈从文见到了难得的文物时，会振奋地给朋友写信，情不自禁地抒发内心的赞叹和欢愉。一如张新颖所说，做学问并非是一种消耗，如果学问做得足够好，就会滋养人的生命和精神。关键是做得足够好，才有滋养的功效，那需要老天赏赐的天赋、个人持续的勤奋，以及如蒙田所言的“爱命运”。关于“爱命运”，对蒙田来说，生活里虽然满是诱人跌落的深渊，恶灵时刻在旁守候，但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黄德海继而阐发，爱命运，就是不论发生什么，都泰然任之，对一切不完美都接受。从黄德海这里，我们获得了与这些不同时空的杰出心灵接头的暗号。

　　3体贴和理解，并懂得我们自身的局限，这是黄德海传递出的善意，他从金克木那里，取来了“读书·读人·读物”，成为他谈论历史、人物和文本所秉持的态度和辨认方法。

　　明确了这一点，再进入黄德海对唐诺和《左传》的解读，就会变得清晰而温暖。唐诺写了九篇文章谈论《左传》，不知是否是巧合，黄德海同样用了九篇文章来谈论唐诺对《左传》的解读。唐诺仿效的是谁呢？是博尔赫斯的《但丁九篇》。这无疑是接近一个心灵的最佳途径，就像布罗茨基为了接近他心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而改用英语写作一样，以最有效的方式进入他的文化脉络。黄德海的九篇文章显然也是进入唐诺脉络的途径，更是对唐诺和《左传》的致敬。这是写作者之间的对话，往大了说这也是文明的意义，是“影响”的一种持续。就像黄德海谈论海森堡和玻尔一样，他将理解和体贴最大限度地给予了唐诺，以及他笔下的《左传》世界，当然还包括《左传》中人，比如子产们。

　　黄德海直言不讳，唐诺的“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一书，是他最近读过的近人著作里极好的一种。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期望有高人持此一卷，对人讲解，勾勒此书的闳深、阔大、沉郁、博学，提点其中的误会、企图、枝蔓、芜杂，引出更进一步的向上之路。逐句讲解经典，不断溯游，取得精神的火，照亮自己，发现自己的局限缺陷。此世有这样的高人吗？对黄德海来说，照亮自己，要紧的是破解信不信的迷局，用不着急匆匆表明立场，不必非要即刻给出结论，“自愿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先别急着怀疑，先收起那肯定的语气。这不仅让我想起黄德海所谈论的蒙田——蒙田的犹豫不决，他很少下判断或者决定，他最爱使用“可能”“也许”等谨慎的词语。结果并没有因此就变得模糊，反而启发人们继续思索、审视自己，从而不断认知自身的局限，甚至缺陷。

　　必须说到郑相子产。子产执政之初，郑国内忧外患，国家小，内耗大，七支大族，把持郑国权柄，内乱迭起，外部又面临晋楚相夹，可谓腹背受敌。这个不幸的小国，几近沦为别人战场的国家，如何生存下去？在子产的励精图治下、精确筹划和严密计算下，郑国不仅没有被消灭，夹缝之间求得生存，甚至还争得了不少国家利益。这一切，子产居功至伟，对内严苛执法，哪怕被人诅咒断子绝孙也不退让。对外谨慎斡旋，步步计算，尤其是他左支右绌的外交手段，可谓是救国之重器，弱国无外交，哪一样不考验执政者的反复思量和谨小慎微？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就可能引来灭国之灾。可曾想过，日夜思之、朝夕行之的子产，忍受了多少委屈，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唐诺形容子产“满身才华又勤苦认事”。黄德海感叹，一个冷静、准确、精密计算又勤于练习的人，往往会让人忘记了他的才华，人们只记得一个苛刻、无情，甚至该被诅咒的子产。这就是那些被历史和命运选中的天才做事者的宿命。

　　在子产身上，黄德海给予了体贴和理解的敬意。才华如子产者，如果“识时务”，完全可以不收拾这个烂摊子，就能成为比肩同时代最优秀头脑的杰出人物，而不只是一个事毕就可能被遗忘的事臣、一个整日如履薄冰的事务性工作者。黄德海特别提到，孔子就没有忘记子产，因为子产做了孔子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情。其实，岂止孔子，后世还有很多人没有忘记子产，譬如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甚至包括胡适，都留下了赞赏子产的话语。这些人物都是“满身才华又勤苦任事”。一个国家，一个集体，有这样的人，就有正气，就有希望。

　　作为一部读书论集，《书到今生读已迟》是广博又谦逊的，如一道浑厚的光，探向那些堪称伟大的心灵和最优秀的头脑。贯穿全书的“体贴”和“理解”又一脉相通，所谓读书、读人的乐趣和价值就全在里头了。阅读感的获得不就是让自己趋于清晰和清醒么？或者说让自己变得更加柔软，懂得体恤、体谅和敬重那些历史中的和现实中的兢兢业业的人们。读过这本书，对黄德海作为一个写作者/批评家所获得的认同和尊敬，就丝毫不会觉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