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供图)

　　人物档案:

　　陶勇，生于1963年10月，系中科院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其多项研究成果如唾液酸、海藻糖、番茄红素、α-熊果苷等实现了技术转让，并成功实现产业化。

　　这是第一次，不同的人建议我，“写写陶老师吧，他是个值得写的人，我们中国科技界多些这样的人就好了”。他们念叨着的“陶老师”，就是中科院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陶勇。

　　棕色格子大衣，样式最普通的眼镜，不甚讲究的装束，这就是记者见过的最常见的科研人员的形象了。

　　陶老师果然如别人所说，不善言辞，或者说不善言“自己的工作”。大部分只能靠别人的讲述，记者才拼凑出一个聚焦工业生物技术领域、专注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应用的研究者形象。

　　在近期由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生物工业投资大会”上，陶勇的项目获得 “2017年度科技转化奖”。

　　“这在工业发酵领域是很权威的奖项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陶老师就是默默耕耘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里的一名让我敬佩的科研人员。”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吴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学成回国 只因心系中国工业发酵

　　低调的陶勇有一份漂亮的履历。

　　上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结束博士后学习后，他供职于美国杜邦公司，并先后担任生物化学研究员、资深生物化学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正当事业风生水起之时，陶勇却选择了回国。

　　对于同事所说的“回来报效祖国”，陶勇腼腆地表示：“也没那么高尚，主要还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在杜邦，我们产生的专利，公司会花一分钱买断，最高的待遇就是老总会请你吃顿饭。”陶勇说，他感受不到成就感。

　　虽然参与不少重大项目，但他也日渐对杜邦的研发理念有不同的想法。“在这里谁有想法都可以提，但是只有产值在一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他们才会考虑做，小项目根本不会做。”陶勇说。

　　但这些项目一般耗时很长且前景不太明朗。“我离开前参与研发的生物燃料，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做的，当时做得很好，但成本还是很高，核算下来只有当油价超过100美元每桶的时候才能赚钱。”陶勇说，因为美国政府有补贴，所以该项目得以继续，“大概在今年10月份这个项目被整体卖出去了”。

　　相比拿政府补贴，陶勇更想做一些能产生更大价值，推动产业发展的技术，于是萌生退意。

　　2009年底，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领导邀请他在国际微生物日作了—场介绍杜邦工业生物技术进展的报告，并邀请他回来担任微生物研究所工业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

　　了解微生物所的人都知道，该所自建立之初就瞄准以植物病害研究为主的真菌和以发酵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工业微生物两个主要方向。但由于各种原因，工业微生物这一方向有一段时间发展十分缓慢。

　　“我是从这毕业的，就想着回来能自由些，有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陶勇说。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有意义的事”里不可能没有“为自己国家做事”的部分。

　　打破垄断 把难啃的“硬骨头”当成宝

　　回来后，陶勇才发现，此时的工业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室已经成了“空架子”。对当时的情形，他不愿多说。

　　“这个室的许多老师都调到有资源的部门，没有完整的编制，而且当时许诺给陶老师的条件，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兑现，所以当时挺艰难的。”中科院微生物所娄春波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我们都替他委屈，但他好像不太计较这些，照样该干啥干啥。”娄春波说，在和陶勇共事期间，他学到很多窝在科研院所学不到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