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是以文学创作名闻我国现当代文坛的。他创作的散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文革”结束后陆续推出的《晚华集》到《曲终集》等十余本散文、小说、读书记等作品合集，在读者中一直享有盛誉（其中尤以《乡里旧闻》《芸斋小说》《耕堂读书记》等系列作品获得读者好评）。但孙犁从不以著名作家自居，他也从未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一次，有关部门来人调查相关情况，需要填写一份表格。来人问到孙犁的职业和职务时，孙犁说他是“编审”，来人不明白“编审”是什么职业，又问孙犁“编审”是否就是“编辑”呢？孙犁回答也可以这样说，“那就把我的职业写为‘编辑’吧”。可见，孙犁是把编辑作为他的第一职业的。从作家的角度说，孙犁前期（“文革”前四十年间）的作品，大多是在编辑工作之前创作的，后期（即离休后）才有较多时间进行创作。

　　事实上，孙犁于1938年参加革命队伍，此前此后，他虽在短期内担任过小公务员、小事务员、小学教员，当过冀中抗战学院教官和华北联大高中部教员、延安鲁艺研究员，但他一生主要从事的是编辑工作。他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做边区的通讯指导工作，每天给各地通讯员写签复和约稿信十多封，有时要写数十封之多。主持编辑过边区文联的《文联通讯》、《山》和《鼓》（《晋察冀日报》副刊）等刊物。抗战胜利后，孙犁回到冀中，主持编辑《平原杂志》。每编好一期刊物，他就下乡体验生活，开展农村文艺工作，辅导业余作者，组织所需的稿件。1949年1月进入刚刚解放的天津，孙犁到《天津日报》副刊科工作，从此开始，由他主持编辑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时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培养青年作者（如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的阵地，名扬华北、东北以至全国，令人注目。孙犁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离休。离休后的孙犁，依然关注和指导《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后来创办的《文艺增刊》的编辑工作。

　　孙犁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并非只是选稿、审稿、校对等，他在这个过程中，对发现的来稿存在的写作或作者中存在的修养等问题经常召开作者座谈会，发表针对性的讲话，或撰写相关的文章，答疑解惑，以提高青年作者的创作水平。

　　离休后的孙犁，还以他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养成的高尚素质和审美的敏感力，时常关注着青年业余作者的成长。发现有潜力的苗子，他就一如既往地给予扶植、推荐。莫言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写的小说、剧本，大多被报刊退回。1983年，他在河北省保定地区文联编辑的内刊《莲池》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间音乐》的短篇小说。孙犁看了后很欣赏，便写了一则《读小说札记》，认为莫言的这篇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根基，又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显示了作者有所追求的风格。这无疑给莫言以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创作的决心与信心。过了四五年，莫言发表了“红高粱系列”等不少作品，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和读者的注意，莫言迅速成了著名作家。二十多年后，成为我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后就有不少评论莫言创作的文章，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些评论的主旨，大多没有超出孙犁当年所写的那篇短小的阅读札记的内容。应该说，在莫言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孙犁对他的最早肯定，其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这就可见，孙犁得识青年才俊的慧眼和一贯扶植青年作者的热忱。孙犁不仅阅读《莲池》这样的地区性刊物，还阅读县一级文化单位编印的创作小报，他给基层业余作者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读了他们寄来的文稿，从中发现不足之处，他就一一加以指点，从中发现了苗子，他就高兴，很欣慰，热情地给以鼓励。有一次，周扬见到孙犁时对他说，想不到你还写了很多辅导创作的文章，这对一个从事编辑工作的作家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你的那些文章，很切合创作规律。对于把编辑作为第一职业的孙犁而言，这是很中肯确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