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叶兴庆——

守望中国农业的伟大变革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了多个重要文件，在现代农业、乡村治理、城镇化、农民工、土地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为推动相关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初涉扶贫露锋芒

　　1980年，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本科；1984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攻读研究生班。叶兴庆在学生时代就与农业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6月份，即将研究生班毕业的叶兴庆，原本有留校任教的机会，教学内容都定好了——政治经济学。临近毕业时，原农业部开了个座谈会，邀请不同专业的近20名学生参加，了解大家对“三农”问题的看法。最终，叶兴庆从20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学校当年唯一进入国务院扶贫办工作的毕业生。

　　走出校园不久的叶兴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他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研究”，开始在多家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990年，30岁的叶兴庆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被列入《走出贫困的选择》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创新地分析了迅速增长中的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同时对同一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不同要素在同一部门内的配置作了详细阐述，深得业内好评。

　　在国务院扶贫办政策研究处工作的6年间，叶兴庆致力于贫困地区发展研究。“当时的扶贫思路是开发式扶贫，突出造血机制，以转移就业、劳务协作、扶贫龙头企业等，通过经济发展带动贫困人口发展，让发展红利自发流向贫困地区。这是政府有意识扶贫的第一阶段。但是也有精准性不足的问题，没有真正建档立卡、一户户地采取针对性措施。”叶兴庆回忆说。

　　“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做不好农村问题研究。”按照这样的想法，叶兴庆在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叶兴庆观察到：贵州罗甸县苗族寨子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村民们放火烧山种植几年后移到他处，这是原始农业阶段，属于代际传递的贫困类型。在四川南部县河谷地带，为工程需要，村民就近搬迁往山上住，但受条件限制、补偿力度比较小，这是工程性的贫困类型。不同类型的贫困形态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贫困现象的思考，也为他在研究“三农”政策时留下了烙印：我国区域差异大，农村又千差万别，很难一刀切来解决所有问题。出台任何政策都既要考虑针对性，也要考虑阶段性，明白究竟适应哪些地区、哪种发展阶段。政策出台前要到农村调研，了解农民需要什么；政策出台后也要到农村去，知道落实情况和新诉求。从纵深角度思考“三农”问题成为他的一个习惯。

　　参与见证变革

　　在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了6年多，但叶兴庆的兴趣点却一直在研究上，甚至动了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念头。机缘巧合，此时国务院研究室承担着牵头“三农”政策研究的任务，叶兴庆随即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从1992年至2013年，他在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工作了21年。

　　1993年，粮食价格很低，农民负担也比较重。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叶兴庆提出了“费改税”的思路，主张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把原来对农民的“三提五统”规范为农业税。从1994年至2000年，经过几年努力，“三提五统”全部规范为农业税。此后，中央又探索逐步取消农业税，直至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可见，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只有阶段性的适应。”叶兴庆总结说。

　　对农民的关怀是他的学术倾向。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民进城引起了业内关注。农民如何退出农村？如何进入城镇？土地如何城镇化？以后农业怎么办？这些难题一直是叶兴庆思考的内容。1994年，他提出农民进城要由候鸟型向永久型转变；1999年，提出农民进城要摆脱传统集体产权制度的“拖累”；2006年，提出农民要作为有产者进城；2011年，提出对征地制度动大手术、从根本上实行系统改革；2012年，提出今后新出台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原则上不应再与户籍挂钩，应成为一条底线。这些观点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

　　作为一系列文件的参与起草者、“三农”发展变革的见证者，叶兴庆还撰写了大量政策性建议文稿，为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写作学术论文不同，政策性建议文稿必须讲究呈送对象和可操作性，这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我尽可能把视线拉得长一些、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摆事实、讲道理，避应景、戒迎合。”叶兴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