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正当张世英沉浸在学术的象牙塔之际，昆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正蓬勃发展。是不问政治，还是投入现实，这让他处于两难境地。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后来的爱人彭兰。彭兰是思想进步的中文系同学，也是闻一多的干女儿和高足。两人同为湖北老乡，又常以诗相酬和，一来二去，便产生了爱慕之情。

　　闻一多得知他俩的恋情后，便约张世英到家中“面试”，并劝说他尽快走出象牙塔。临别时，闻一多还送给张世英一本《海上述林》，有意引领他走上革命之路。

　　1945年，张世英与彭兰喜结良缘。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他俩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启事，请了一桌酒席，就算结婚了。汤用彤是证婚人，闻一多是女方主婚人，冯文潜是男方主婚人。

　　对于这样的联姻，闻一多说：“你俩的姻缘是我促成的，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闻一多给彭兰取的名字）要学点外文，我一直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我也不是一个闹政治的人。”不料这次谈话后，竟师生永别。

　　在张世英的哲学生涯中，闻一多对其影响最深远的一句话，莫过于“走出象牙塔”。“闻先生原本是研究古典文学和甲骨文的学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把他逼出象牙塔的。他在遇难前，虽有学者、诗人和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之称号，但他当时想回到象牙之塔的理想和愿望表明他依然书生本色，是一个并没有彻底走出象牙塔的纯粹学者。”

　　“文革”十年，张世英不得不告别自己热爱的哲学专业，哲学方面的书都被推至书柜里层，他借养病期间熟读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书斋成为他怡然自得的“桃花源”。这段寄情于诗词的蹉跎岁月，对他日后研究诗与思于一体的治学之路产生了积极影响。回首往事，张世英曾感慨地赋诗一首：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

　　改革开放后，当张世英准备重归思想征途时，他已是60岁的老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然而，为了找回和补偿已丢失的盛年，他秉持当年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治学品格，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在人生暮年之际与时间赛跑，终于如愿以偿走上了纯正的学术研究道路。

　　在开始真正学术研究的前八年里，张世英仍以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多次应邀到国内外讲学、参加国际重要学术研讨，他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世英的研究范围逐渐由西方古典哲学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他主要致力于中西哲学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的研究，同时不断向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等领域扩展。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张世英的《黑格尔〈小逻辑〉译著》《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哲学导论》《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几部著作之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张世英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所写的文字几乎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六七倍，这对于一个花甲老人而言，是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和厚积薄发的创造力啊！他呕心沥血写下的这些精深的理论思考，并非是躲在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玄思，而是洋溢着生命情调和烟火气息的性灵之作，是他愿意生死以之的独家创见和肺腑之言。

　　张世英的学术论著既思想深邃、逻辑严谨、说理透彻，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感染力，读之可烛照心灵、提撕精神、通达灵魂。

　　求通

　　因为既精通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西方哲学理论，又兼具孔孟老庄、禅宗等中国传统哲学功底，张世英在会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是哲学界较早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主题原则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缺陷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即“万有相通的哲学”，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哲学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在张世英看来，尽管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其独特的历史源头，但均可视为人类思想这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桠，应将中西哲学的研究打通，将其放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从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予以横向、纵向考察，从而为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探求新方向。

　　在比较中西哲学的优长和缺陷后，张世英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追求的是超感性的理念世界，他们的审美意识回旋在对上帝神性的追思，同时他们强调主客二分式思维模式，重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容易陷入极端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的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具有和谐高远的精神境界和群体意识，但由于缺乏民主自由和个体性自我的独立主体意识，导致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尤其是压制了人欲与个性。为此，他主张将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核心思想同西方的主客二分、独立自我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所隐含的个性解放和独立意识加以弘扬，使中国哲学走向新的更高级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即“万有相通”。

　　张世英在研究中还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后哲学”相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中国传统哲学多具有与诗结合的特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往往就是文学著作，哲学家往往就是文学家和诗人。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则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跳出西方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窠臼，强调隐蔽与显现、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这一哲学理念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中国美学的“意象说”“隐秀说”有相似之处，中国道家哲学与西方后现代艺术相通，二者都重视人的生活境界，崇尚生活美、思想美、心灵美。

　　受西方“后哲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启发，张世英意识到，哲学要在现世世界大有可为，就必须从纯概念、纯认知的抽象王国里走出来，摆脱形而上学的玄虚座位，让哲学仙女下凡尘，从抽象概念和思维逻辑理论的“天上”下到“人间”，使之与诗、文学和人生相结合，把哲学变成真正贴近于人、贴近于生活的富有激情的东西。

　　“哲学有如仙女，身居寂寞冷宫，它一方面很玄远，总要讲一些形而上的超越现实层面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同生活、同人生紧密相连，绝对脱离人生、脱离生活实际的哲学是没有的，就像没有不思凡的仙女一样。”张世英说。

　　为了揭开哲学抽象的帷幕，把它从孤寂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张世英后期的学术重点逐渐从哲学本身过渡到美学、艺术学、伦理学、社会学、科学、宗教等领域。他集中思考了个人的人生境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关系问题，梳理了人生的四种境界、道德与审美、科学与宗教、审美境界、艺术哲学、希望哲学等，甚至当前社会的许多具体问题，他都从哲学层面和社会维度给予了解析，使每一个追求人生价值和精神境界的人都能从中受益。

　　在张世英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族文化不过是空洞的名词。但个人的精神又是在他所属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人不能离开文化的大背景而有个人的境界，而文化总是有社会性的。每个人的精神境界之形成，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和影响。因此，针对如何提高个人境界这一问题，是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孤立地来考虑的。

　　张世英把个人境界由低到高归纳为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四种境界”，他没有把人格神意义下的宗教境界列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取而代之的是超功利性、愉悦性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