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与他的学术著作。赵凤兰摄

97岁的张世英依然思维活跃、与时俱进。图为他在智能手机上浏览文章。赵凤兰摄

　　编者按

　　 张世英的学术人生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追求真理、艰难求索的心路历程和生命轨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年逾九旬的哲学家、美学家以一颗不同凡俗的游心，求索于天地间。他把中国哲学放到全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大视野中予以审视，力求超越西方和东方的畛域，以高远的视角占据学术制高点，用全球的观念和视野来统摄中西哲学，为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哲学与美学构建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宽幅画卷，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哲学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学人小传

　　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武汉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年—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自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2012年获北大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5年所著《哲学导论》一书获思勉原创奖。2016年，北京大学设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2017年受聘为世界哲学大会荣誉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部。2016年4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哲学思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求知

　　1921年，张世英出生在湖北武汉城郊的一个农村，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熟读《论语》《孟子》《道德经》《史记》《古文观止》，尤其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名篇谙熟于心。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傲骨，屈原“以死明志”“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司马迁不甘作随声附和的风骨气节，都在其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

　　上初中时，为了求证几何学上一个“九点圆”定理，张世英整天趴在桌上冥思苦想、废寝忘食，甚至睡梦中还在纠缠。突然间，求证成功，他会欣喜若狂，那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对追求真理的兴趣和好奇，是在问题得到解决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愉悦。

　　柏拉图说，“惊异”是求知的开端、学术的开端，“知识是惊异的女儿”；亚里士多德说，由于惊异（好奇心），人们才开始思考哲学，“从无知到有知”。他们将这种毫无功利计较、纯之又纯的求知精神称作“科学的自由的精神”。正是源于对知识毫无功利的惊奇，以及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逻辑严密的数学头脑，为张世英日后卓越的哲学人生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血雨腥风，个人命运总在历史风浪中颠沛流离。1938年武汉沦陷，正在念高中的张世英被迫离家，辗转到鄂西山区的联合分校就读。因得罪了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成员，他被列入黑名单，成为抓捕对象。

　　流浪时的彷徨，使张世英萌生了读书救亡、改造社会的宏愿，并于1941年如愿以偿地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随后，他从经济系转入社会系，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正巧这一年，他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贺先生在讲黑格尔辩证法时，用“荷出淤泥而不染”进行哲理分析，把人生观、价值观讲得十分透彻。

　　张世英觉得，哲学比起经济学、社会学更能触及人的灵魂，也为他自小崇奉的清高思想找到了精神依托。于是，他又从社会系转入哲学系。这三次转系可谓越转越空，由具体走向抽象，由实际走向空灵。

　　战争萌生苦难，同样也造就辉煌。作为中国最穷也最“富有”的大学，彼时的西南联大在极端艰难困苦中仍弦歌不绝，大师辈出，“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各种对立的学派和观点争奇斗艳、千秋各异。

　　贺麟先生是张世英哲学道路的领路人，他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介绍、翻译黑格尔著作和广泛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张世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成为西方教授眼中的“中国著名黑格尔专家”，与贺先生的鼓励和引领分不开。

　　冯文潜先生则是养育张世英哲学生命的恩师。冯先生特别重视熟读经典原著，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认为这本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读《理想国》，只有练就扎实的功底，才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冯友兰先生有些口吃，但能诗善文，中国古典文学和英文功底扎实，善于运用逻辑方法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冯先生讲的虽是中国哲学，却把张世英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使他从中深深领悟到，要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否则很难有可观的成就。

　　人称“汤菩萨”的汤用彤先生讲课史料翔实、考证周密，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的“大家气象”，张世英对他既能游刃于章句考证，又能寄心于玄远之境，深感崇敬。

　　吴宓更是一位“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名师，他讲西洋文学，却重中国古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金岳霖的讲课风格十分独特，常把学生引入它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他有时边讲边提问，把课堂变成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平等对话的伙伴。

　　此外，“旁听”在西南联大也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据张世英回忆，闻一多和沈有鼎各开一门“易经”课，闻是满腔激情的诗人和文学家，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逻辑学家和西方哲学家。有意思的是，闻的“易经”课堂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学生”常是沈有鼎；而沈的课堂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则多为闻一多。

　　张世英曾是这两位先生的旁听生，亲眼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和课后讨论争论，那是一场非常难得的中西对话，哲学与文学相互通达。

　　“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联大几年时间，共旁听了四五门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因为那完全是个人兴之所至，无任何强制之意。后来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说，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学术自由，如此而已！”张世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