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放翁词提要》）。他的诗人身份及身世遭遇，使其词的内容、风格以及写作方法，都继承了北宋苏轼以来豪放一派的词风，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成为豪放词体中一位重要的作家。但是，我们若考察其词体态度，却发现他的态度非常矛盾。

　　陆游轻视词体。他在65岁时所写的《长短句序》中云：“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他从音乐发展史角度认为词乃“郑卫之变”，且“其变愈薄”，并且很后悔自己“汩于世俗”之作词行径，他作此序的目的是“以识吾过”，表现出非常鲜明的轻视词体之态度。他在81岁所作的《跋〈花间集〉》二则中又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对唐末五代之人在动乱时代沉湎于作词非常不满，感慨当时“士大夫乃流宕如此”，简直是自甘堕落！同时，他认为若当时诗人能以作词的才能去写诗，那么后世谁又敢讥评他们呢？言语中深为晚唐五代人可惜。从陆游的这些议论看来，他完全是以诗人的身份与眼光来看待词的发生与发展，并未将词当作一种独立的、具有自身特美的文体看待，也没有认识到词之为词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所以，夏承焘先生认为“就陆游平生议论看来，他原是瞧不起词这种文学的”（《论陆游词》）。

　　但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暗自喜欢词，其实际创作与其词学观点相违背。刘扬忠先生说：“陆游对词的创作一直抱着一种既暗自喜欢又十分鄙薄的矛盾态度。”（《陆游、辛弃疾词内容与风格异同论》）叶嘉莹先生则找出了陆游矛盾态度产生的原因：“陆游对词之所以加以否定者，盖由于就理性而言，则其所见之《花间集》中之作品，其内容所写大多不过为流连歌酒男女欢爱之辞，并无一语及于国政及民事者，这与陆游平生之以国事自许的为人志意，自然极不相合……然而另一方面，则就感性而言，词之为体却又确实有一种特美，足以引起人内心中一种深微窈眇之情思……他在感性上也已经下意识地受了词之此种特美所吸引的缘故。”（《论陆游词》）

　　我们可以说陆游重诗轻词，视词为“小道”“余事”，但在他一百多首词中，却有一组专门模仿《花间集》而写的词作，魏庆之《诗人玉屑》于此曾有评价云：“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约樗蒲。修蛾忘了当时样。细思一饷，感事添惆怅。胸酥臂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从《月照梨花》词之题材内容及风格来看，该词与《花间集》作品完全一致，他在《跋〈花间集〉》中对《花间集》甚为鄙薄，而在创作上却尽心尽力摹仿之，此中，我们可以窥见陆游复杂的创作心态。在他一百多首词作中，除了抒写士大夫情怀志意的作品外，还有23首爱情词，有一部分词被人评为“纤浓得中”（谭献《复堂词话》）、“其纤丽处似淮海”（杨慎《词品》卷五）、“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刘克庄《后村诗话》）。其《临江仙》（鸠雨催成新绿）情感真挚热切，黄昇认为“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他的《一丛花》（尊前凝伫漫魂迷）情感也深厚动人，其中“倩双燕、说与相思。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贺裳《皱水轩词筌》曰：“其情加切矣。”朱庸斋在其《分春馆词话》中也说：“放翁小令佳者，多为怀念前妻唐琬及相恋之作，缠绵真挚，动人心坎。旖旎情深，近乎小山。”从这些深切动人的辞章和他对《花间集》的模仿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内心深处多情的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有更丰富的情感与生活，他那被传统诗教压抑住的情怀，忍不住会从某一缝隙中流泄出来，对《花间集》的模仿如此，于诗中不自觉地呈现出词之味道与意境也是如此。

　　陆游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表现出如此严重的两面性，在文学创作中，总是理论上一套，而创作实践又是一套。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他表面上鄙视词，但暗地里却非常喜欢，还表现在他表面上鄙视晚唐诗，但暗地里却深受晚唐诗的影响。陆游多次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对晚唐诗鄙视的态度，如《记梦》云：“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示子遹》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云：“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谈艺录》），齐治平先生也认为“他（陆游）鄙夷晚唐……可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濡染晚唐，工夫很深。”（邱鸣皋《陆游传论》引）莫砺锋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陆游“在理论上对晚唐诗予以严厉的批评，在创作上却又受到了晚唐诗相当深的影响。”（《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为什么陆游会有如此严重的心口不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有一段关于陆游的经典议论：“（放翁诗）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盖生于韩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虽然，陆游诗词中的爱国热情感染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是一部分作品的确有“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的特点。我们发现，陆游有更愿意与主流观点及时代潮流保持一致的言行特点。士风以欲收复失地表示爱国，陆游则于诗中反复高唱；诗坛鄙薄晚唐诗风，于是，他也高声鄙视之；词坛受苏轼“以诗为词”观念影响，强调“词与乐府”同出，追求词合“风”“骚”之义，他则对《花间集》多有指斥。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莫砺锋师在《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一文中认为陆游之所以鄙薄晚唐诗，并不是“违心作高论”，而是“出于南宋初期的现实政治斗争及诗坛风气之争的需要”。可见，陆游的文学观点具有现实功利性。我们说评价一个人不能仅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陆游言语和行动分裂的个中原因恐怕在于他的功名之念。他与苏轼比起来，“缺乏忧生意识，多的是忧世意识”，“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胡元翎：《陆游未能成为词中大家原因探析》），所以，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埋藏了自己的真实喜好而不知。虽然人说“亘古男儿一放翁”，但是，实质上陆游是软弱的，他太屈从于所谓的正统与主流，从他的爱情悲剧里就可看出他的软弱性，他的身与心总是在社会规范的压制下分离，所以，他嘴里不喜欢词却“渔歌菱唱不能止”，不喜欢词却在他的诗歌里留下较浓的词之意味。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放翁词提要》中认为：“游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故今所传者，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时掉书袋，要是一病。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此评深得陆游成败得失之肯綮。陆游以诗人之身份作词，他作为诗人的文艺观念影响了他的词体创作，故其词只能徘徊于诗与词之间，终不能达词人之胜境，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陆游词的佳处源于他的诗人身份，其败处也在于他的诗人身份，最终，他“上不能如苏之‘以诗为词’，下不能如辛之‘以文为词’”，“蹭蹬乃去作诗人”的陆游毕竟只是以余力为词，“‘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终未能使自己成为词坛大家”（邓乔彬《驿骑苏秦间——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

　　（作者：许芳红，系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