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黄老太悄悄地看在了眼里。

　　送走黄老太，李跃文来到交警队了解情况。交警队的警察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事故认定黄老太确实也有责任。黄老太忒厉害，起初司机是积极配合赔偿的，也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可每次黄老太见到司机，就拉着不让人走，所以司机后来也不敢露面了，交警队调解不了。因为车辆有保险，根据相关规定，交警队把车放了，结果黄老太不依不饶，天天到交警队，从早上闹到晚上，弄得警察没办法正常办公，只好把她引导到了法庭。

　　调查清楚来龙去脉，李跃文开始了漫长的调解路。

　　“这个案子，黄老太家我就去了好几趟。”李跃文回忆，“她家实在是太穷了，黄老太的几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平时老两口就靠黄老太卖点调料维持。因为受伤，黄老太也出不了摊了，就想多要点误工费。”

　　黄老太已过70，误工费法律无法支持，李跃文一遍遍地向老人讲道理、讲法律。为了解决老人的困难，她一次次地跑保险公司，为老人先予执行了1万元赔偿款，解决老人的燃眉之急。渐渐地，黄老太对她的态度转变了：“闺女，你跟他们不一样。”

　　李跃文会心地笑了。

　　案子结了，拿到了剩余赔偿款的黄老太拉着李跃文的手久久不肯松开：“闺女，我老婆子不懂事儿，以前的话你别放在心上。你对我老太婆好，我心里有数，你比我那亲闺女都亲。”

　　让原、被告脸上都有笑容

　　“很多当事人对法院是有畏惧的，法官和善一些，为当事人考虑得周全一点，当事人才更相信法官、相信法院，法官的工作也更好做。”

　　——李跃文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几乎李庭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结案之后，双方当事人脸上都有笑容。”岱河煤矿法制办主任叶云说，“这也是她最让我这个人民陪审员佩服的地方。”

　　“她不是简单的审理案子，她是帮当事人解决问题，帮双方当事人解决问题。”东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丁启峰说。

　　丁启峰是一起劳动争议集团诉讼被告淮北阳光工矿机车制造公司的代理律师。

　　煤炭是淮北市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由于经济形势下滑，煤炭行业不景气，很多相关企业纷纷破产或者处于破产的边缘。阳光工矿公司效益也越来越差。

　　企业拿不到订单，员工就没有事情可做，效益越差，员工能拿到的工资就越少。最终，阳光工矿公司决定解除32名员工的劳动合同。单方面解除合同，却不提赔偿，员工不干了，告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经仲裁裁定阳光工矿公司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并补偿员工部分工资、社保等。

　　拿到裁定书的员工迟迟没有拿到补偿款，32名员工分别将企业告上法院。

　　“当时职工的情绪非常激动，扬言拿不到赔偿就去市里、省里上访，闹得很厉害。”丁启峰回忆，“我认为，这个案子下判决非常简单，但是李庭长连着开了四次庭，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她既考虑到了企业的利益，又考虑到职工是否能够真正拿得到钱。”

　　和职工沟通之后，李跃文采取了逐个击破的战术。她先找来十几个要求不太高的职工：“你们的案子我可以判决，但是无论我判多少，你们拿不到钱也没有用。我已经调查过了，阳光工矿账上已经没有钱了，如果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你们很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还要耗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了解过，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对你们也不错，各方面待遇都挺好，现在企业有了困难，你们是不是也能让一步，赶紧把问题解决了，你们也可以再找新的工作……”

　　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员工们的态度逐渐转变了：“我们要是让步了，还拿不到钱怎么办？”

　　“相信我，调解协议签订的当天，一定让你们拿到钱。”李跃文的脸上是坚定而温和的微笑。

　　“那好吧。”员工们互相看了看说。

　　李跃文又找到企业负责人：“这些工人都很辛苦，在你们厂子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他们很多家里都很困难，作为企业是不是应该承担起责任，尽可能地补偿他们……”

　　一番话说得公司老总也不好意思了：“法官，您说的都对，我不是不想补偿大家，实在是要得太高，公司现在没这个能力，这样吧，麻烦您再和员工商量商量，定个数，我就是借，也把钱给凑出来。”

　　“那段时间，李庭长一会儿一个短信，一会儿一个微信跟我协商调解方案，最终确定了第一批10个人的赔偿数额。”丁启峰回忆，“她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钱准备好，拿到法庭，双方才能签协议。”

　　开庭那天，李跃文把32名员工全叫到法庭。签订调解协议的10名员工当场拿到了补偿款。这一下，那些原本态度强硬的员工心动了。在李跃文的主持调解下，剩余的员工分两批与企业签订了调解协议，高高兴兴地拿到了补偿款。阳光工矿公司也卸下了负担，在外躲债快一年的负责人终于松了口气，准备“轻装上阵、重整旗鼓”了。

　　事情到这里仿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对李跃文来说却没有结束。

　　“案件结案后，一些员工去社保部门领失业保险金，却被告知保险金应在失业半年内申请，过期不予受理。”李跃文说，“保险金虽然不多，但对这些经济困难的工人来说却能缓解眼前的生活压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接下来的时间，李跃文跑社保、跑仲裁委，帮助员工开具各种证明，终于帮他们办好了期限终止手续，员工们拿到了失业保险金。

　　“他们都挺不容易的，我作为法官这些手续跑起来会比较容易，能帮他们多做一点是一点吧，他们也是相信法院才肯在调解中让步的。”李跃文淡淡地笑了。

　　“李庭长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相山水泥公司法务葛利萍说，“我是一起案件被告企业的法务，虽然我们公司败诉了，但是她努力帮我们双方解决问题的态度，让我由衷佩服。”

　　“2012年，我们在上海东方威尔压缩机有限公司进了两台设备，一台当时就安装使用了，另一台作为备用，直到快过保修期才用。这台设备安装时发现有点问题，不能正常运转，我们便请威尔公司的技术人员来维修。技术人员要求更换他们原厂生产的油品。他们的油比市场同类产品价格高出了三四倍，我们公司没有批这笔费用。不换原厂油，技术人员就拒绝维修。因此，我们公司便停止支付设备尾款。”葛利萍说，“对方把我们告上了法庭。法庭上，我们要求威尔公司先履行保修义务，维修好设备再付尾款。”

　　“李庭长耐心地向我们解释相关法规，告诉我们设备已经过了保修期，且我们公司由于管理不规范，对设备故障和威尔公司的维修过程未做记录，所以我们按保修条款维修设备的要求不能被支持。她的这番话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理亏，可是两家公司闹到这份上，已经不好合作了。我们把钱付了，对方不管了，这台机器就成了一堆废铁。”葛利萍说，“我把我们的顾虑告诉了李庭长，她立即联系对方，经过她的协调，对方同意以成本价维修设备。”

　　“我们虽然败诉了，但我仍然很感激她。她帮我们双方解决了问题，让我们能够继续很好地合作。”葛利萍说，“她很和善，愿意倾听。每次找她，说完事她都会亲自送我到楼下，没有一点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