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海归”：

　　秀得了英文，修得了古籍

　　候郁然算是年轻人中比较有资历的一位。“记得6年前刚进馆时，师傅先让我学做‘新装’，就是模拟一本古籍的样子，学着订线、折书页、上封皮。等做书的过程都上手了，然后再学怎么补。随着接触越深，会发现可操作的地方越多，视野也越来越开阔。”

　　不过，除了一般性修复工作，候郁然有着自己的优势——对西文善本的修复，这得益于自己的一段留学经历。在中央美院美术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毕业后，候郁然选择到英国伦敦继续深造，学习纸制品修复。

　　“国外的学科建设相对比较系统，也较为严谨，但修复的原则和手法与国内差异不大。修复行业侧重的是技艺传承，因此也都是采用师带徒这样的模式。不过在国内遇到问题你可以随时问，在国外就只能在课上把问题解决，不然你就要等到下节课了。”

　　除了像候郁然这样的“海归”，这里的年轻人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部分拥有硕士学历，他们一方面跟师傅学，一方面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比如用显微镜分析纸张纤维，用化学分析看颜料成分，这在以前做不到的，也是年轻人的优势。

　　一位刚来不久的修复师说：“我觉得修书的人不能只是一个匠人，而要有一定的美学修养。比如配色，如果有美术基础的话，对颜料的了解、配色、还原肯定更好一些。”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说：“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的时候，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但如今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已经超过千人。”据统计，全国有8500多人参加过短期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中国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古籍修复本硕专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之所以选择回国修复古籍，不仅仅是因为专业对口，还是觉得自己适合并喜欢这份职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也希望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热爱才会坚守。”候郁然对记者说。

　　几代人的坚守：

　　搭起一条从过去通往未来的桥

　　古籍修复师几代人的坚守，是为了将我们祖辈优秀的文化传承下来，并能够为现代生活服务。其中包括当古籍完成修复后，通过高清扫描进行数字化，提供给社会各界观览。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的话来说，“数字化是保护古籍最快、最经济的办法。一部书只有化身千百部书，才能保存下来。”

　　今年恰逢“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古籍数字资源库，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2月28日，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加上此前已发布的资源，总量已达到2.4万部，相当于6部《四库全书》的总量。

　　在修复师刘建明的记忆中，自己接触过的古籍中被广泛应用的当属《本草纲目》，这本古老的医药学著作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3年，国家图书馆编纂出版了《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并对文献成书背景、版本项、著者情况以及所涉钓鱼岛相关内容等进行简要说明，旨在客观、准确呈现文献所记钓鱼岛及钓鱼岛问题概貌。据刘建明回忆，其中一些古图就出自古籍文献中心的舆图组，这也是古籍被应用于外交的一个例子。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推进，一些遗失海外的珍贵古籍也得以回归。“比如和法国签了相关协议以后，去年全部法藏《敦煌遗书》以高清数字化形式实现了回归。王雁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