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大梁

　　入厂不到一年，王刚就接到了最大的一件活儿，做飞机的前大梁。

　　这是新的型号，整个沈飞都没有经验，哪个工段都不敢接，哪怕进厂多年的人，也不敢碰，因为难度太大了，谁也不敢承担责任，一天上万次的操作，只要半毫差池，就会前功尽弃，价值几十万呢，谁都怕有失手的那一下子。

　　有了王刚，师傅心里也有了底儿，硬是把生产任务接了下来，师徒俩各有分工，师傅把万能铣的部分交给了他。

　　从2000年开始，王刚就开始挑大梁，师徒默契地配合，一干就是十年。

　　一根大梁，五米长，把整个工作台都占满了，看不到车床，只能悬在上边。干起活儿来，眼睛没处瞅，手没处伸，加工起来，特别费劲儿，难度之大，精度之高，前所未有。

　　接到这样的活儿，别人早就害怕了，平时不爱言语的王刚，此时却兴奋起来，他喜欢挑战，越难他越想干。他认为，只要有人能想出来，就有人能给做出来。

　　大梁的材质，越来越轻，越来越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而强度和韧度都不逊从前。相对而言，大梁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假如把活儿干废了，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损失，因为这种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难寻。

　　正如他们所说：“车工怕细杆，钳工怕钻眼，铣工怕薄扁。”工件越薄，刚性差，易变形，一时疏忽就能铸成大错。所以，每当加工大梁时，王刚都不着急动手，他站在那里，一遍遍地想，脑海里模拟着整个加工过程，刀具的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角度，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只要铣床开动，王刚就会把一切抛在脑后，屏神静气，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工件。

　　慎重、紧张、劳累，伴随着整个生产过程，但他已经不把干活当成干活了，而是把每个工件都当成自己孕育的孩子，做完一个工件就像完成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品，心情格外舒畅。

　　就这样十年过去，他已把工件做得儿孙满堂，没有一件出问题。甚至多年过后，战机回厂检修，他一眼都能看出，哪个部件是经他手做的。

　　年纪轻轻，就成了技术大拿，自然就有人惦记。2007年，技校就要调他去当老师。说实话，他也心动了，毕竟，那里待遇高，假期多，社会地位也高上一筹。可一想到过两年师傅就退休了，大梁这个部件的生产压力还很大，他若不干，工段里就没人挑大梁了。

　　他不能原谅自己不去造飞机，当时就拒绝了。

　　干“重点任务”

　　从2010年起，沈飞开始生产重点任务飞机，工段把首件的活儿又给王刚带来了。

　　首件加工，往往是工时低，实验性强，活儿又催得紧，无论工段还是操作工，都赚不到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干。

　　以前碰到这样的难题，总有师傅跟着一块儿干。这一年，师傅退休了，他必须独自挑大梁。

　　这是带有验证性质的加工，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工艺过程不够完善，风险很大。这恰好对了王刚的脾气：越难，越能激发他的斗志。

　　更何况，重点任务的工件，材料价格非常高昂，有的高达百万。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是让他们造出弘扬国魂、拒敌千里之外的战机，而不是让他做试验的，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差池。不仅需要刀刀精准、毫厘不差，还要在操作中重新修订工艺流程，进行工艺优化，最后再把工艺流程确定下来。每每干完首件，他还把总结的经验、窍门告诉给工友们，怎么做才最合理。

　　干重点任务，涉及国家的安全，更涉及国脉与国运，片刻也不能耽搁，王刚曾经持续一个星期加班到后半夜。简易床上一躺，行军被往身上一抓，衣服都不脱就睡下。早晨起来，泡碗方便面，或者吃口面包，又上操作台了。

　　虽说干重点任务又苦又累，可他却是苦中有乐，技术在无形中越练越扎实，越来越纯熟。纯熟的程度，让许多人惊讶。假如让他铣一个圆球，不消多久，就能给打磨出一个，用电子测量仪一测，误差微乎其微。假如让他铣一个凸半球和一个凹半球，两个半球合在一起，几乎感觉不到缝隙，而且半球之间还能保持运动自由。

　　有人提出，数控机床完全可以替代人。毋庸置疑，数控机床可以减轻大量的人力劳动，而且还不会犯错误，一般性的操作，交给机器没问题。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数控机床使用的次数越多，精度也随着下降，还有一些特殊角度，没有列入计算机程序，机器也干不了。高级技师的手工操作，精度会远远超过数控机床。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大国，最高精度和异型构件，也都要由高级技师手工完成。

　　王刚这一身本事可不是一日功夫。他极有限的业余时间都泡在书店里，自费两万多块钱买了机械基础、铣工专业等方面的书。书让他开阔了视野，也增加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令他高人一筹，他解决的铣削加工难题，精度可达0.005毫米，比一般数控机床（0.008—0.010毫米）精度还要高，堪称奇迹。

　　2010年，王刚被评为沈阳市特等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