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这是《劳动法》颁布20年来得到的最为一致的社会评价。

　　“《劳动法》颁布了，这是我们亿万职工的大喜事”、“当我知道《劳动法》颁布的消息后，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它是劳动者维权的主心骨”……翻阅当年的新闻，依然可以真切感受到洋溢在劳动者心中的喜悦，和他们对这部法律寄予的深切期望。

　　其实，《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1990年一经启动，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意识便已深深植入参与立法工作的人们心中。其原因不外两方面：

　　在现实层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外资企业、港台企业、民营企业大量涌现，由于当时适用于这些企业的劳动立法几乎空白，企业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拒不提供必要劳动保护，甚至侮辱、体罚职工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事实上，《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启动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社会上要求制定劳动法的强烈呼声。

　　而在立法实践层面，基于劳动关系“强资本、弱劳工”的客观存在，强调向劳动者倾斜的利益重整原则，在国际上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立法的共识和选择。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劳动法》首先是劳动者保护法的认识深入人心。对此，《劳动法》起草小组负责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张左己在其文章中谈及《劳动法》颁布的意义时，曾有过一段充满感情的描述——

　　“在那时，劳动者说：‘野生动物有保护法，高级动物的人怎么没有保护法？’这实在让我们这些以保护劳动权益为己任的劳动工作者汗颜。

　　投资者说：‘你说我违犯中国的劳动法律，你们的《劳动法》在哪里？恐怕还没出娘胎呢！’这又常常让我们的劳动监察人员语塞。

　　西方人权主义者以我们没有《劳动法》为口实，指责我国有所谓人权问题。这又使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也感到尴尬。

　　凡此种种，不制定和颁布《劳动法》，何以面对亿万职工？何以制止一些投资者屡屡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何以回答西方对我人权的指责？”

　　正因如此，尽管《劳动法》在起草过程中遇到许多难点问题，存在颇多分歧，但在立法宗旨上却没有太大疑义。据参与了当年起草工作的全总书记处书记郭军回忆，1993年6月，起草小组成员进入全封闭式的起草工作，在劳动法草案第一稿中就达成共识，明确了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是向劳动者倾斜，突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个是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用人单位一律平等适用。而整个立法起草工作，都始终遵循了突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