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周世锋、黄力群、王宇、谢远东、刘四新、吴淦等人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据警方调查，锋锐律所涉案律师及相关人员在多起案件中操纵组织“恶炒”案件，人为制造热点事件，涉嫌触犯法律。据调查，锋锐律所背后，存在一个以律师、推手、访民为组织的利益链：先由律师前期炒作制造热点，再由推手组织访民“围观”，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均有利益分成。（7月19日《新京报》）

　　坊间有云，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律师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其以正义的化身和法律代言者的姿态，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律师是一个收入体面而形象正面的群体，可以说是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虽然国内的律师从业者，在经济待遇上不如国外，然而社会地位却完全可以媲美。也正是因为如此，公众才对律师群体极度信赖，“有事找律师”也早成为心理定势。

　　爱屋及乌，正是这种偏好性的认同，使得律师处于一个十分宽松而优越的环境中，而一旦出现了涉律事件后，社会舆论和公众态度很容易偏离方向，以至于在没有明辨事实的情况下，作出情绪性的表达。比如周世锋以“死磕”者的形象示人，在其主导的“维权”黑幕被曝光之后，公众首先想到的是“打击报复”和“有意陷害”，却没有想到“死磕”只是一种假象，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名的上访事件炒作，不过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的手段。其欺骗了公众，误导了舆论，损坏了行业的形象，导致了群体间的割裂和社会的信任危机。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成本和破坏力无法小视。

　　然而，反思其行为方式和手法，又不难发现其并非高明得无懈可击，在一片倒的同情和声援声中，鲜有冷静而客观的质疑。于是在情绪化的环境中，不仅访民们被误导了，就连舆论也完全被绑架。及至真相大白，依然有很多人还不能接受现实。从这一点来说，“维权”黑幕映射的恰是不理智和成熟的社会现实。

　　没有一个群体具有天然的道德和道义性，即便是访民也有正当与非正当之别。就如同医闹一样，不排除其间有合理诉求，然而也有浑水摸鱼的利益盘算。结果在情绪化的民意支撑下，医闹现象愈演愈烈而成为一个顽疾，医患关系的急速恶化，让每个人的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很多人一听到访民两字之后，首先表达的是对其身份认同与呼应，却未能先就其诉求的合理性进行质证，也没有就事实的真相进行追问。

　　于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他们容易被炒作的伪善所感动得涕泪横飞，又会在真相被揭发之后，宣泄着无以复加的愤怒，如同一个个单纯的摇摆人。很显然，这种极其被鼓动、带动和感染的情绪，其实是公共素养缺乏，个体的幼稚而造成的社会失序。

　　成熟的社会，离不开公众的理性，这就需要个体在面对事情时，学会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而不会被别人的说法所左右，更不会被集体化的情绪所带动。他们的心里会有很多疑问，会多问几个“为什么”、“真相会是这样吗”的问题。从“求真相”到“查真相”，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也是当代中国的努力方向。从这一点来说，“维权”黑幕是次难得的公共素养教育，其在让我们感到羞耻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反思。学会了独立的思考与判断，社会的进步与成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