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河南姑娘郜艳敏被拐卖到河北曲阳下岸村，受尽磨难后成为该山村小学唯一的女教师……这则新闻近日被网友翻出，并引发热议。29日，据多家媒体报道，事件当事人郜艳敏发声表示，不愿意过多回应网上的讨论，称“平时不怎么上网”，“谢谢大家关心”。

　　截至笔者写稿时，“被拐女成乡村教师”的话题已经在微博上有790万人次的阅读数，俨然成了当日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为她投身教育、以德报怨的大情怀感动，当然更多的人表露了愤怒的情绪，要求严惩当年的人贩子及买主。

　　但这恐怕不太容易。一方面，根据刑法，拐卖妇女罪最高可判死刑，有20年的追诉期，郜艳敏被拐卖已有21年，对人贩子的追诉期可能已过；另一方面，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前些年，郜艳敏的父母已见过了女儿；郜艳敏也表态，公公婆婆善良，决定做个好媳妇。显然，对买主追究刑责，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还可能对其家庭造成二次伤害。鉴于郜艳敏本人已融入到当地环境，而且在村里民望颇高，被再次伤害的可能性较小，该案的处置可能更倾向于征求本人意见，如果愿意留在原地，则对其进行补偿。比如，帮助解决代课老师转正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反思的空间。网友让这个话题“上头条”，与其说是关注个案正义，不如说是对当下民众普遍厌憎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情绪的回应。而要纾解这一情绪，恐怕要从解剖个案中找到问题的症结。

　　众所周知，打拐行动的成功率主要取决于公权力的介入，越早介入成功率越高，这不仅可防止对受害人造成更大伤害，而且还有助于对人贩子和买主的追责。反之，问题就会复杂化。郜艳敏被拐案的离奇之处，在于她不是被“囚在深山人不识”，而是处于半公开状态。2007年被评为“感动河北”年度人物；2009年其经历还被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面对如此明显的线索，当地警方不立案追查，足见其对打拐的敏感度，已低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而这正是民众最担心的地方。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被拐妇女在没有外力介入时，是很难凭自己努力得到解救的。人们关心郜艳敏的遭遇，更关心新闻里“400多口人的下岸村，光从外地买来的媳妇就有三四十个，外地媳妇已跑掉了一半”的描述。这些人到底该如何解救，继而该如何对当地被拐妇女的情况进行排查，这需要有个答案。

　　与当地警方滞后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方面对捂盖子倒是蛮积极的。郜艳敏的事迹被报道后，县上一些人很恼怒，说她给曲阳教育系统抹了黑……凡此种种，都表明当地官方，明知道有被拐妇女在自己辖区，却不想着积极营救，反而变着花样怕人知道。这样荒唐的处置方式涉嫌不作为，理应被纠正，并且相关责任人也应被依法严厉追责。

　　如今已是“全民打拐”时代，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着各类打拐信息，然而打拐也要两手抓，离不开全民参与，也必须要有公权力积极介入，二者缺一不可。少了全民参与，就少了发现线索的眼睛；而少了公权力介入，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只能是空吆喝。就此而言，思考该如何建立机制，让公权力尽早介入，特别是破除基层的打拐懒政，或是郜艳敏被拐案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