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伊始，深圳大鹏新区葵涌二小英语教师袁老师却无法返回工作了11年的教师岗位，她与另外7名临聘老师于7月10日被学校以投票淘汰制的方式表决后解聘。校方与大鹏新区对解聘的决定表示无奈，并称由于执行控制临聘教师比例的相关规定，深圳市有数百名临聘教师在此轮整顿中被解聘（据9月14日《京华时报》）。

　　校方与大鹏新区的解释很符合实际情况，相对于编制内的教师，一旦师资队伍出现“富裕”，首先自然要对“编外”的临聘教师进行裁减。但这也恰恰把编制的僵化暴露无遗。众所周知，编内与编外教师相比，前者不仅收入待遇远高于后者，且无论实际教学水平如何，根本就不担心被“下岗”问题。而临聘教师，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临聘岗位，不至于因教学水平问题被解聘，往往比在编教师更加努力，尽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水平也获得学生和家长甚至学校与教育部门的认可，但在“考编”理论面前，却往往败给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深圳临聘教师遭遇的这些尴尬，与很多地方走的基本一条路子。

　　按照深圳教育部门官员的解释，深圳目前有近万名临聘教师，其中，宝安、龙岗、龙华、大鹏四个区的临聘教师占在编教师的比例已经超过30%，部分学校临聘教师的比例甚至超过60%。人口流动量大的区域，教师扩编速度追不上人口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校方大量聘用临聘教师属无奈之举。而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和升级，当地的入读子女会大量减少，从而产生教师闲置。教师多了，在数量上进行裁减是顺理成章，但把临聘教师“自然”作为被裁减对象，并且发生在中国改革最前沿的城市深圳，足可见“编制”的僵化观念是何等的“坚不可破”。

　　按说，政府行政管理的配置尤其是教育资源的配备，应当充分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编制数量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编制人员更应当形成健康的进出机制。但遗憾的是即便在深圳这样的改革前沿，僵化的编制思维依然没有得到“解放”，编制不但是“固若金汤”的围城，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公职人员，一脚跨进编制也就受益终身，无论在编制内如何庸庸碌碌，只要不严重违法违纪，就永远不会被驱逐门外。很早以前，网上就流行这样一则“趣闻”，某地一位在编教师，在各科教学均不胜任，各个学校都不愿接收之后，教育部门最后居然将其调到局机关，做起管理教师的工作。尽管这则“趣闻”一点也不有趣，但现实情况却比“趣闻”的描述更丰富，进入编制内，高不成低不就或可被淘汰，但绝不会被驱逐门外。反过来，编制以外的教师无论如何努力，无论教学质量如何结出桃李满天下，只要缺少一纸编制，不但收入待遇会低于最无为的编制内教师，随时都还可能面临被解聘的风险。深圳解聘“富裕”教师很正常，但把目标全部锁定临聘教师，只在临聘教师中“淘优劣汰”，显然既不正常也有失公平。

　　当今社会，竞争不能只在编制之外，编制内不但应当充满竞争，更应当有灵活与制度性为一体的进出机制，实际上无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我们并不缺乏进出上的制度规定，但这些制度性规定显然还只局限于纸面上的“威慑”，极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付诸真正的行动。规范必须要有编制，然过于僵化的编制非但不能起到规范作用，反而会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甚至会制造出诸多新社会不公，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深圳数百名教师一夜下岗，只要是正常公平竞争所致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因为编制内外有别，仅把裁减教师的目标锁定在“临聘教师”身上，就难言其正当公平与合法性。现代社会需要有规范和充满活力的竞争编制，他不能成为庸者的“护身佛”，更不应是优秀教育人才的“梦魇”。（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