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面对轻微犯罪，法律也不能打折扣。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用社会劳动这一惩戒方式，有利于营造文明的大环境。

　　在最高检察院首次就“刑罚执行监督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专项报告中，建议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对轻微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可判处被告人参加一定时间的社会劳动。

　　强制社会劳动，又称强制社区劳动，其意义不仅是惩戒逾矩者，更在于唤醒他们的社会感。

　　长期以来，该怎样应对轻微犯罪，属于灰色地带，因缺乏明确、具体的条文，给具体操作带来困难，所以像地铁站周围禁止摆摊设点、居民区禁止乱贴小广告、不得露天烧烤等，总难杜绝。

　　这是因为，对执法者来说，手段有限，难以震慑逾矩者，而逾矩者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抗，轻则“打游击”，重则暴力抗法，实在不行，还能装扮成受害者，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理进行反击，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局面。

　　确实，这些都是“小事”，可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正是由这些“小事”构成的，明摆着的违法行为无人管，总是老实人吃亏、强横者得利，那么，这就会推涨一些人的“大爷脾气”，将挤占公共空间视为个体尊严的延伸，将关注别人感受视为“窝囊”“女人气”。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坐个地铁，会有那么多人非要翘个二郎腿，为了争个座位，也要拳脚相向，更别提拎个破手机，敢将车厢当办公室，扯着脖子高谈几百万元业务的成功人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收敛已成一种流行病，而以这样的素质，一旦踏出国门，怎能不令外人侧目？

　　其实，这并不只是国人的问题，去过三里屯酒吧街的人，会对那里一些外国游客骑车横冲直撞、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印象深刻，他们中有的人也是一张嘴，就有一口浓痰飞出，在北京地铁上，大声喧哗、争抢座位的外国人也非个案，可见，法律规训不到处，教育、习惯与传统的作用有限。

　　记得一位北京作家去了美国，感到挺兴奋，那里实在太“自由”了，后来他做生意被骗了钱，一怒之下，对骗人者施以老拳，结果被判强制社区劳动。在国内，他是个受尊重、有身份的人，从没人敢指摘他的性格缺点，可到国外，犯了法，照样得由警察看着，在众目睽睽下给墙壁刷油漆。这段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原来也没想象得那么“自由”，他撰文直言，这段经历让他“深受教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允许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但谁出圈，谁就要受惩罚，不能因为他拥有权力，或者他很可怜，乃至他是个好人之类，就要枉法。人性天然有缺陷，不能纵容，即使面对轻微犯罪，法律也不能打折扣。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用社会劳动这一惩戒方式，有利于营造文明的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