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规避上述这些风险和副作用，更好地加强儿童医疗服务，除了提高儿医收费标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更多更细化全面的制度支持

　　近日，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意见》提出，合理调整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对于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项目，收费标准要高于成人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5月19日《新京报》）。

　　在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的语境下，调整提高儿医收费标准，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因为，相比成人医疗，儿医服务的成本和难度相对更高。这诚如有医疗专家指出的，“儿童临床治疗比较难，比如会出现儿童不配合的情况，需要几个护士一起合作，就会提高人力成本”。因此，从医疗服务成本补偿角度，按照“高成本—高收费”的一般经济逻辑，确实有必要适当提高儿医收费标准。

　　更重要的是，从我国儿医现状看，“提高儿医收费”也有利于改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的儿医短缺问题。如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0岁至14岁儿童儿科执业医师数为0.53人”，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1.46.事实上正是囿于这种儿医短缺，我国一直普遍存在十分突出的儿科看病难问题，如不久前就有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医院传出“儿科停诊限诊”，许多孩子面临“无医可看”的窘境。而之所以会形成儿医短缺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正像此前曾有业内人士介绍的，“相比其他医疗科室，儿医具有明显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征”“儿科医生收入不足医生平均收入的一半”。

　　尽管如此，恐怕也要意识到，“提高儿医收费”并非没有值得人们担忧的潜在风险和副作用。首先，在提高收费标准之后，新增的儿医费用如何有效化解分担，是否会增加儿童家长的负担？关于这一点，尽管上述《意见》已明确，提高后的儿医收费要“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但显然不足以完全打消人们的疑虑。因为众所周知，我国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并不高，“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化解患者的看病负担，如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披露，“目前中国基本医保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更何况，相比职工医保，目前我国覆盖未成年儿童的城乡居民医保事实上又是保障能力、报销水平相对更弱更低的一种医保。

　　再者，提高儿医收费标准，固然有利于激励儿医供给、缓解儿医短缺问题，但这种建立在高收费基础上的激励机制，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恶化现行医疗体制中固有的逐利趋势，在儿医领域重演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医疗痼疾？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医疗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是公益性明显不足，而主要是一种以赚钱盈利为能事的创收体制，正像原卫生部部长高强所直言：“医院到现在还是一种功利创收的机制，完全靠医疗服务卖药去挣钱的方式。”在这种医疗体制背景下，即便提高儿医收费能彻底改变儿医短缺局面，是否又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儿医从看病难走向看病贵？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

　　因此，要想规避上述风险和副作用，更好地加强儿童医疗服务，除了提高儿医收费标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更多更细化全面的配套制度支持。比如，在强调“纳入医保支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儿童医保的保障能力和报销水平，如除了居民医保，不妨让家长的职工医保也能分担部分儿童医疗费用；再如，为了激励儿医供给，除了提高儿医收费，还应加大政府财政对儿医的直接补贴力度，并加速推进以公益化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进程，弱化公立医院儿医对逐利创收机制的过度依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