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不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课题，虽然能给导师和学校带来经济收益，对于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却是误人子弟，学校应予坚决否定。学校应该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学校应该及时介入、纠正，这既是对学生前途负责，也是对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负责。

　　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的一次爆炸事故中，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不幸罹难。有媒体以《华东理工研究生命丧导师参股工厂》为题，报道了这一不幸事件。而“命丧导师参股工厂”的提法，则试图点明这一偶发事故的不寻常之处：导师参与甚至直接经营公司，学生则在公司的生产过程中丧命，原本的师生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老板与打工仔之间的雇佣关系。

　　目前，李鹏的导师张建雨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证明警方已经初步认定其在此次事故中负有责任，也间接证明张建雨与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参股”那么简单——事实上，任何人只要购买一只股票，实际都是在“参股”这家企业。但张建雨与焦耳蜡业有限公司的关系，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检索张建雨的资料，其作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的主要科研成果，大多与“蜡业”相关。因此，焦耳蜡业有限公司很可能即是张建雨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又是其谋求经济利益的变现渠道。而他的学生李鹏在公司里所做的工作，则既是其研究课程的一部分，又是为导师的经营活动打工。而正是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我国教育体制中最为舆论所诟病的部分。

　　科研、教学、应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于张建雨这种基本放弃理论研究，而专事应用研究的“硕导”而言，科研、教学均着眼于应用，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下，从企业承接应用研究课题，是这些导师们最大的课题经费来源，而帮助导师完成这类课题，也就是学生们的分内之事。只要课题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应用领域的前瞻性，则委托者、学校、导师、学生，都会有所收获，实现多赢。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导师是否过多地承担了企业课题，或导师是否变成了老板——杜邦公司作为世界最大的化工企业，几乎把美国特拉华大学变成了自己的科研基地，特拉华大学化工学院也因此成为美国最好的化工学院之一。而导师借助自己的学识、地位、人脉，获得课题和经费，而后招收学生、组织研究，对学生而言也确实很像是老板，所以在欧美大学中，学生称导师为BOSS，也是普遍现象。

　　真正的问题是，导师所研究的课题是否确有学术价值，及导师为学生布置的工作，能否触及这个课题的核心部分。如果两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学生即使是“给老板打工”，也会在“打工”过程中领会导师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好基础。反之，只要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则学生就真成了打工仔，差别只是工资远远低于其他打工者而已。

　　就目前了解的信息，尚不足以在张建雨与李鹏的师生关系中，找到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李鹏在焦耳蜡业所进行的最后的实验，确实存在安全风险，而无论作为学校导师，或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张建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前述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则只能寄希望于学校对科研课题及实验程序的严格把关。达不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课题，虽然能给导师和学校带来经济收益，对于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却是误人子弟，因此应予坚决否定。同时，学校应该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指派其从事与学业研究无关的事务性劳动，学校应该及时介入、纠正，这既是对学生前途负责，也是对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