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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华商报 10月25日)
通篇阅读此报道,分析过中缘由,其实,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领导干部之所以数据造假“总动员”,还是被“逼”的。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他们为逃避处罚,也不会给采样器堵棉纱,让污染的空气“改良”;如果早前有类似的违法处理,他们也就不会犯严重性的错误;如果没有每年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也就不会发现; 如果没有监测站回迁,也就不会给监测站站长留下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调试的机会,私自截留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的“契机”。等等的如是和假设,笔者只想说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数据造假“总动员”这回真的“玩”大了,更是糗大了,“自己人”栽倒“自己人”的手里。
其实,对于重点监测城市,国家设立直管监测子站目的,旨在通过对空气中的常规污染因子和气象参数进行24小时连续在线的监测,将污染极细颗粒物(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悬浮颗粒物、铅、苯、气象参数、能见度等,分析出的数据提供给环保局作为空气质量好坏参考,并辅助环保决策。未曾想,却被一帮出于自身政绩考量的官员“钻了空子”,试想,此种监测数据的收集,对整体环境的影响可谓可想而知?这也让笔者不由想到,前不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市持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状况,环保部派出8个督查组督查;一家企业为了得出一张“漂亮”的污染物处理记录表,把环境自动监测仪的探头放在矿泉水瓶子里新闻。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毋庸讳言,企业把“监测仪放进矿泉水瓶”造假,或是污染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绕过自动监测设备,直接排到周围的窨井里,抑或是借排污管偷排污染物,这与企业的形成侥幸、监管部门的监督失职有关。但笔者想问的是,作为环保局领导干部,居然数据造假“总动员”,而且想绕过为保证数据真实,所设置的多层关卡。如“一点多发”、远程监控、飞行检查、交叉检查,让民众对你们的公信力情何以堪?就算如知情人所说:因为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官员为了逃避处罚,给采样器堵棉纱,污染的空气就会改良一些。那么,试问,空气污染的改善就凭数据改良就能“掩耳盗铃”吗?难道他们的造假与我们的考核机制没有干系?
当然,说到数据造假“总动员”,也就直接“戳”到了一直以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痛点。因为近年来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请环保局长喝“黑水”、环保局长自己“匿名举报”、环保局长吐槽“污染管不了”的尴尬不乏存在,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也看到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究其原因,无论空气质量不达标,还是污染排放量超标,都与地方企业不无关系。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纠葛,往往成为环境问题难治理的难点所在。为此,数据造假“总动员”这回虽然真的“玩”得有点大,但我们的主管部门不妨思量一下,数据造假违法成本过低问题,如何把环境治理与政绩考核相辅相成问题,如何转变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问题。
窥一斑而见全豹。数据造假“总动员”,再次印证比污染更可怕的是监测数据“改良”。笔者相信,民众不只是想看到目涉案人,被羁押、被惩处,而是真正能“痛定思痛”,找出环境治理有效措施,别让环保数据造假总是不同人、不同地、不定期的“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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