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半个世纪，确有一些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漫长的停滞期，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只要应对得当，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对此，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迟迟无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们发现，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也说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可见，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等特点，这种增长方式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国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也连续下降，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力供给减少一般有几年的滞后期，但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加上劳动力供给增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1.8%，2011年至2014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迈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移民、加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