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很多。大家发现，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靠发挥优势、释放潜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一是虽然适龄劳动人口已达峰值，但随着50后、60后劳动力逐步被80后、90后劳动力替代，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10年会加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负面效应，使中国有望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随着“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其促进企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开始显现。“营改增”不仅可以打通二、三产业抵扣链条，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科技创新，还有利于一、二产业内部生产性劳务更多地向外剥离，在促进第三产业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推动各产业之间更为广泛的分工协作与融合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这种效应释放将更加明显。三是近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推动金融在支持研发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正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将在未来10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然，潜在增长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要使这一潜在能力变为现实，必须通过改革清除障碍。除了加大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政府还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纵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二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土壤是机制和环境。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外，应通过坚持不懈反腐败、整顿吏治，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企业营造法治化经营环境。

　　总之，只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体的追赶经验，中国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