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市珙县红沙村小学教师黄全清7年前就查出肝硬化，医生叫他马上治疗，但他说学生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候，他不能离开。直到前不久学生“集体罢课”逼他就医，他才松口答应在放假时去治疗。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一家肝病医院获悉后，决定为其免费治疗。专家就此提醒，“爱肝护肝”刻不容缓。（《华西都市报》10月13日）

　　尽管事件最后呈现出一个欢欢喜喜的结局，但并不能抹去人们的疑虑：7年前查出肝硬化，何以一拖再拖，直至媒体介入，才算正式进入诊疗过程？这位可敬的乡村教师究竟是怕耽搁孩子们的学业才不去治疗，还是有其他不便言说的原因？

　　报道并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只是细腻地描摹了黄老师兢兢业业专注于工作的情形，并特别强调，不去就医是因为“热爱教学”云云。这样的解释显然有悖常情常理，让人匪夷所思。很简单，病了，而且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病，如果早一点治疗，则效果会好得多，干嘛硬撑着？再说了，只有治好身体，才能更长久地服务教学呀！

　　我也知道，从一名乡村教师身上发掘出一些价值和意义，确实很有必要。小焉者可以通过这样的个例聚集社会力量的帮助，解决黄老师自身面临的困境；往大了说，则可以展示乡村教师扎根基层的博大精神。这也是一直以来很多机构和组织戮力而为的。不有非常之事，何以会有非常之感动？越是极端的行为，也就越具有传播价值，吸引社会关注。

　　只不过，这样寻找出来，抑或刻意打造出来的“感动”，未免让人生疑。乡村教师本身已经十分不易，为何还要想方设法去提炼乃至人为拔高他们的个体选择？难道听任一个患肝硬化7年之久的教师一直挣扎在教学一线，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光荣吗？推而广之，在人性回归的时代语境下，我们公然褒扬这样一位有病不治的教师，果真能唤起社会公众的感佩之情，并翕然从之吗？

　　事实上，这些年来，很有一些人热衷于发掘此类事件，并将种种不近人情的举动视为感动泪奔的绝佳素材。什么父母临终没能看到子女一面，因为子女正忙于工作；什么自己的生活凄凄惨惨，却多少年如一日资助留守儿童，等等。这样的格调见的多了，不免生疑，这样的“感动”，少一些也罢。

　　具体到患肝硬化的黄老师，他之所以不去治疗，在“热爱教学”、“舍不得离开学生”的背后，是不是也有负担不起医疗费的考量？或者说，如果他停课治疗，靠他来支撑的家庭将失去重要的经济支撑？再或者，这名乡村教师究竟有没有像样的医保？

　　遗憾的是，在记者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基础的信息。因此也就很难搞清楚，这个“感动”满满的瓶子里，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和细节。当然，无论如何，勤勤恳恳的黄老师终于正式进入治疗过程，但愿没有因为耽搁而使病情恶化。

　　从黄老师的事情说开去，这也为很多行政主管部门提了一个醒，一定要对那些孜孜矻矻扎根于基层的人群多一些关爱，多一些保障，不能让他们在不闻不问中忍受病痛的折磨。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社会的良心、政府的伦理。毕竟，与生命比起来，感动还是次要的。（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