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除了被导演吕逸涛自评为100分的猴年春晚和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和热议的事体，三条“农村报道”应该在列。

　　一条是“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另一条是“回农村过年不让上桌，霸气媳妇掀翻饭桌”，还有一条是《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父亲濒死儿子却用低保金“行乐痛快”、农妇组团“约炮”（淫乐）、媳妇骂婆婆“老不死的东西”、低保夫妇不顾儿子长年酣战牌桌……

　　第一条是网友发的，第一人称，配有图片，第二条是自媒体发的，也有图片，第三条是《财经》杂志记者高胜科写家乡“礼崩乐坏”，微信公众号发的。三条“报道”，都是以城里人的视角，在给农村贴落后愚昧、衰败混乱的标签。因为没有详细和可靠的信息源，一出现，就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引发热议后，被一一“证伪”。前两条，由于发布者不是专职记者，被国家网信办定性为虚假信息，第三条则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证实为虚假新闻，《财经》杂志发表了道歉声明。对此，议论和评论已然很多。笔者注意到，虽然“事实”是虚构编造、道听途说的，作者（发帖人）却振振有词，一些网友也表示支持。理由是，它们反映了“现象真实”。

　　对于“上海姑娘逃离”事件，有网友表示，“事实不一定真实，但城乡二元对立、东西部差别大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不必过分认真”。“霸气媳妇掀翻饭桌”的发帖人则说，“这篇文章，真假其实无关紧要”“在原型基础上有多大写作发挥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村的老旧风俗”。对于自己那篇让村民“快委屈死了”的“返乡日记”，高胜科向村支书解释，“我想写乡村的现象，不是一个新闻报道，时间、人物、地点是虚构的，每个人不要往里面对号啊”；新浪微博上，网友＠初夏夏末1995则说，“其实文中有些现象确实是真实的写照，他也不是全部造谣，起码在我们老家那边是有类似现象的”。而认同或表达类似观点的网友不少。

　　不可否认，三条“报道”反映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农村确实存在，不然，也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是不是说，只要“现象真实”，就可以用虚构事实的方式来呈现这些社会现象呢？创作小说、编排戏剧当然可以，而且是必用手段，因为那是文学创作。写新闻则不行，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用来反映现象的事实必须确有其事，不能无中生有、“合理想象”，且“事实真实”与“现象真实”只具有对应关系，不能“两张皮”甚或相互背离，更不能以“现象真实”代替“事实真实”。

　　而就现象与事实的关系来说，只要存在社会现象，就一定有个别事实；而一些个别事实因为典型性和代表性较强，可以用来反映某种社会现象。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其社会分工就是精心选择和忠实描述个别事实，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绝不能以虚构事实作为新闻报道的由头和素材。不然，有作家和文学刊物就够了，新闻记者和媒体就没必要存在。

　　社会现象总会在某地、某些人群中存在，社会问题也多了去了，民意更是多元多样，随便编造几个“事实”或“亲身经历”，用来反映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民意，不是什么难事，也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成为舆论话题。但如果因此就不顾不问“事实真实”，并以此为造假者开脱、张目，那这世上还会有假新闻吗？

　　时代变了，几乎每个人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现在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要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越来越不容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自媒体，要想赢得受众信任，靠真实报道树立权威公信是必由之路。为了抢时效、抢眼球、抢广告，有意无意编造和发布虚假信息，制造舆论事件，引发民意撕裂、情绪对立，却拿“反映了真实现象”“击中了民意诉求”等说辞辩解和开脱，那新闻还能称其为新闻吗？似真实假的“报道”除了浪费时间、伤及无辜、扰乱人心，能有什么价值？记者和媒体“连命都不要了”，能有什么威信和尊严？新闻产品凭什么让受众相信和订阅？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又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