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全局、沉着应对，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抗疫为什么“能”？在向西方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学者中，出生于加拿大的政治理论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格外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一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贝淡宁在西方学界一举成名。此后，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贝淡宁开始学习中文，爱上中国文化，并在中国安家。2004年，贝淡宁接受邀请加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与政治学。2017年，贝淡宁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贝淡宁有着与其他学者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近年来，他先后写下《中国新儒家》《东方遭遇西方》《贤能政治》《正义层秩论》等著作，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文化传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大部分的西方人都会用西方的民主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说不，我们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有很强历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

　　“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就全球坐标下中国抗疫的思考，贝淡宁日前接受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采访。　　

　　我公开了这件事，弗格森被迫承认没有证据支持他关于中国向境外“输出病毒”的不实言论

　　Q.最近有英国学者在媒体上传播有关中国向境外“输出病毒”的不实言论，您在博客上予以反驳。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贝淡宁：一个月前，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英媒撰文称，中国在此前只是关闭了武汉飞往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却仍然开放武汉直飞欧美各大城市的航班。言下之意是：中国有意向境外“输出病毒”。我惊讶于他竟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最近的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重复了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从我2月初在中国旅行的亲身经历中，我知道我们必须填写表格，澄清是否接触过来自武汉或湖北的人。因此，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允许从武汉起飞的航班飞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要求弗格森拿出证据。他寄给我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和飞行记录，他声称这些都支持他的指控。经过我对他所给出的证据的核查，事实上没有证据支持他的说法。在我们的邮件往来中，他没有承认错误。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所以我在博客上公开了这件事，最后弗格森被迫承认，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即中国在“封城”后还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世界其他地区。我知道这会破坏我和弗格森的关系，但有时候真相比和谐更重要。

　　Q.疫情暴发以来，您经历了怎样一种状态切换？

　　贝淡宁：人是群居动物。住在社区，与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交流和互动，这对于人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所以隔离在心理上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好在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隔离了。在中国，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当世界其他地方处于“封锁隔离”（lockdown）状态时，我在上海的状态当然值得庆幸，但我也为世界上其他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人感到担心。我的家乡蒙特利尔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目前还不清楚我的家人朋友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

　　Q.从全球坐标出发，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抗疫？

　　当地时间5月4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网站发布了一项英中美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物干预措施不仅遏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

　　贝淡宁：总的来说，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与许多国家比，中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少些。这样的成效是面对未知病毒的突然袭击、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取得的。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得好。中国也应该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尽最大努力确保疫情在未来得到控制。中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越南和韩国等国家在某些方面做得也很棒。中国文化善于疏导，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对立。当然，对于那些公然妖魔化中国的错误言论，也要加以揭露。

　　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认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

　　Q.您说过：“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要像中国一样把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困难的。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为了公共健康的利益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是很难办到的。”中国人为何能表现出“疫情就是命令”的响应力？

　　贝淡宁：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认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有抗击SARS的最近经验；因为他们很自然地意识到：当社会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威胁时，需要强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政府提供秩序；当然也因为儒家思想的遗产：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服务于家庭和社会。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即便在危急时刻，也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隐私，他们会发现这样行事会让抗疫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