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高龄的胡汉英患者从武汉雷神山医院治愈出院。（陈亮 摄）

　　中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因素，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借鉴。比如儒家讲的孝道，即尊老敬老。这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危险，但中国人尊敬老人，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控制这种疾病。相比之下，有些国家提出“群体免疫”之类的想法，暗示许多老年人会为了社会其他人而死。这样的想法在重视孝道的国家是行不通的。同样，问候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人们通过亲吻和触摸来互相问候。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人们更强调鞠躬、拱手等“远距离”问候的方式，这也有助于抑制疫情的蔓延。

　　中央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有力行动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Q.您一直主张中国人跳出西方的思考框架，用中国人自己的具有很强历史文化传统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政治制度，可否结合这次疫情以及您最近的研究谈一谈？

　　贝淡宁：大部分的西方人都会用西方的民主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说不，我们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有很强历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我此前写作的《贤能政治》一书，就是希望可以让西方人跳出民主VS专制这类教条的思考框架，同时也鼓励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在我与合著者汪沛的最新著作《正义层秩论》中，我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社会层级（Social Hierarchy）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重要。

　　5月6日，新加坡独立民调机构Blackbox Research发布了一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政府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在全球23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最高，而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疫情应对普遍感到不满。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以这次抗疫为例。中国的中央政府从1月下旬开始实施了艰难而必要的措施，最终控制住了疫情。我确实认为，中央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有力行动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当然，也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官员的能力和美德，给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士更大空间。

　　选举民主制的一个内在缺点是：相较于反躬自省和解决问题，妖魔化对手和制造敌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支持

　　Q.中国发挥体制优势，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人民战、阻击战，使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固执地以意识形态划分制度、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优劣已经多么不符合现实。作为政治理论家，您对此怎么看？

　　贝淡宁：选举民主制的一个内在缺点是：相较于反躬自省和解决问题，通过妖魔化对手和制造敌人，往往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这种缺陷在大选期间尤为明显。在美国，为了获得选票，“抨击中国”几乎不可避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领导人在当选后变得更加理性。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不应该玩他们的肮脏游戏。我们应该保持谦逊，并致力于与理性和有才能的人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如应对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等等，为别的国家树立好的榜样。

　　Q.您说过，选举民主制有一个缺点：选举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关注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大国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世界。您如何评价一些国家在这次抗疫中的表现？

　　贝淡宁：确实。对于美国这样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来说，要促进全球合作、造福世界要困难得多，因为它们需要不断满足其选民群体的短期利益。但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作为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厚家庭、社群和工作关系的永久中国居民，我为我们的国家采取措施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抗击疫情而感到自豪。这是赢得世界信任的重要途径。未来，中国还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规范人工智能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