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一研究生在其导师控股的工厂内身亡。媒体披露，身亡研究生的同学评价该导师称其“更像一个商人”。该导师甚至将学生做出的研究成果卖给客户，但学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5月31日《中国青年报》）

　　“像个商人”是媒体在报道及讨论这一事件时的关键词。事实也的确如此，导师不仅在外开企业、办公司，而且使学生沦为廉价乃至免费的劳力。其商人做派可见一斑。

　　教授如商乃是近年来颇受社会谴责的一种现象。尤其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中，教授经商办企业者往往有之，他们不仅具有商人身份，而且将商人做派带入校园，以老板自居；等而下者，甚至将学生视为赚钱的廉价劳动力，令学生苦不堪言。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之死”悲剧，只是此类现象相对极端的一次呈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身份、商人做派乃是导致“研究生之死”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在这一事件中，乃至此类现象中，根本问题并不是教授如商，而是学生权利保障失范、学生权利诉求渠道堵塞。

　　表面上看，商人身份及商业做派绑架了正常的师生关系与教育逻辑，但前者之所以能够绑架后者，乃在于学生正当权利很难保障，学生对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很难进行有效的投诉；在于教育逻辑无力抵挡前者的侵凌。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及高校管理体制下，师生关系一旦确立，毫不夸张地说，学生之前途与命运就基本上掌握在导师手里。对于学生，导师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难对导师的不公平对待进行有效的抗争。即便在现实中，学校普遍设立了学生在这方面的诉求机制，但在学术共同体的威慑下，在人情与关系的压力下，这种诉求机制实际上很难真正发挥实效。尤其在近年，由于研究生论文及学术能力每况愈下，许多学校强化了导师负责制，但这也无形中强化了导师对学生的权力，使得学生在受到侵犯时诉求个人权利更为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维系正当的师生关系，保障学生正当的权利，所依赖的主要还是师德、自律这些相当虚幻的东西。一旦个别老师师德有亏、自律欠缺，那么等待学生的往往就是求告无门、忍气吞声。

　　正因为如此，当某些兼职商人的老师以商业做派侵犯学生权利之时，学生就很难生出抗争之心。在此，所谓商人做派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因素，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是导师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关系问题。在此，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商业逻辑，而是权力逻辑。

　　如果不解决导师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关系问题，不对前者施以有效的约束规制，不对后者予以有效的保障，不建立二者有效的博弈渠道，即便解决了一些导师行止如商的问题，即便索性禁止导师兼职商人，师生关系就能回归正当吗？现实中，师生关系之畸形表现又岂止于此？那些以爱为名、以权力为实的师生恋不也是如此吗？对这一问题，即便明令禁止师生恋，又如何保证这些公开的师生恋不会转为私底下的交易？

　　师德固然很重要，但其实际上也是一种职业道德，而任何职业道德都需要规矩、约束及诉求渠道来保证。即便在大讲师德的传统社会，保障师德的，也不仅仅是师者的个人自律，而是伦理规范及社会舆论所形成的实质性压力。

　　如果我们将酿成“研究生之死”悲剧的原因归为教授如商，这无疑是误解了商业逻辑，也将导向错误的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