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在野外挖掘化石

小孩子送给徐星的画

　　在找恐龙这件事上，徐星与化石的风格是一致的：找到或是找不到，我就在这里，不悲不喜。

　　他们时常不期而遇。28岁发现长羽毛的北票龙时，徐星认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发现”；31岁，比始祖鸟还小的“赵氏小盗龙”横空出世，他想“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最最重要的发现了”；34岁，他提出四翼恐龙假说，坚信“我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重要的发现了”。

　　直到不久前发现长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龙，这位46岁的古生物学家终于无奈地承认：“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持续。”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徐星弓着背坐在电脑前，身着牛仔裤，没穿袜子。他用的还是老式的按键手机，没用过微信。他经常出国，可从没开通“国际漫游”，拿任何潮流标准比量一下，他都像块“化石”。

　　可那些美国科学家、英国研究者、中国科研机构非抢着给这块“化石”戴上闪闪发亮的帽子——“发现恐龙的领跑者”“恐龙猎人”“当今世界古生物学研究的一颗明星”……

　　徐星嫌麻烦，一听就摇头，像是急着甩掉满头帽子。他认为自己不是啥明星，只是“最幸运的人”，接着又温吞吞地解释：“现在是古生物学发展一个相对好的时期，没有理由不出成果。”

　　早年间，徐星每年至少有3个月在野外找化石。每天顶着大太阳，趴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拿着细毛刷子刷石头。他能连续一个月不洗脸，并且像骆驼一样耐旱。

　　有一次，一个队员半夜冲出帐篷，说什么都要逃出沙漠，队长徐星光着膀子追出去，揪他回来，慢慢开导。

　　随着迅速发展的农村土地建设，大量化石从田间、工地出土。徐星很纠结：“从农民手里买吧，相当于鼓励他们继续挖，不买吧，这些东西就没了。”

　　据说，他有把民间珍贵化石“劝”进实验室的“魔法”，又得了顶“机敏外交家”的帽子。

　　同事回忆，徐星年轻时整天“迷迷瞪瞪”的，穿着拖鞋上班。眼下，他的办公室散落一地纸箱，显微镜台边躺着一只已经干瘪的桃子，书柜里的书颜色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