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耕

　　亚舒真正的翻译“练手”则始于他的留学时期。

　　1956年，高教部拟派亚舒留学苏东，出国前集训于北京俄语学院；但是不到两个月，又改派至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越语。凭借着刻苦努力，亚舒学有所成，大二时就为访越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做了接待翻译。

　　当时，这位“文青”有幸与越南著名作家陶武、诗人黄忠通等成为邻居，与之畅谈文学之际，也燃起了他的创作热情。留学期间，他先后发表了《鲜花》《戴红领巾的小姑娘》《爱情》等数十篇作品，先后刊于河内中文日报《新越华报》和国内的《诗刊》。

　　1959年，亚舒开始笔耕译坛，主译诗文集《越南的女儿》（上海译文出版社）、诗集《通往友帮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中国致敬》（《世界文学》）等。毕业后，他留校师从邓泰梅教授读研半载，主修越南文学，兼修法语，回国后拟做中越文化关系史研究。

　　高中、大学、留学，亚舒一步步踏上了“译”与“作”的双轨。这种外语母语、国内国外、译作两栖的训练铸就了他非凡的起点，也决定了其人生之路终将以翻译为主业。

　　1959年底，这位本名“志强”的有志青年学成回国，一工作便更名为“亚舒”——走出三楚大地，极目亚洲舒；到中流击水，浪遏译舟。

　　起初，亚舒被分配至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从事东南亚、南亚及欧美相关文献的翻译与写作，后参与《亚非文献》创刊，负责汉、越、英、法多语的编译。

　　工作之余，亚舒仍痴迷小说，但创作之路被各种政治风潮挤兑，译作不多，却有档次，其中包括：《海鸥》（《世界文学》）、《阮荐仁义思想试探》（《哲学译丛》）、《像他那样生活》（《世界文学》）等。

　　各种“运动”，亚舒都“有缘”，也因此抱憾：“那时的笔译基本被迫停止。”他曾下派安徽搞“四清”，下放河南到“五七干校”劳动，其间，常被回调入京陪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接待外宾。

　　1972年，亚舒回京，正式调入中科院外事组（后改为“外事局”）从事外事接待翻译。

　　“文革”一结束，已近“知天命”的亚舒更是惜时如金，1983年，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补学英语。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做过翻译服务和接待工作。

　　人到中年的亚舒，外事工作异常繁忙，可译作著述从未间断。文学翻译仍是他不舍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翻译了《熄灯》（文津出版社），《亨利六世》（第三部）（新世纪出版社），《从原子到生活》（科学出版社），《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文津出版社）等。

　　大致算来，笔者与亚舒相识已有25载，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无论对长者，还是对晚辈，他都那么恭敬与谦虚，而且发自内心。

　　几年前，中国译协本地化委员会的崔启亮先生第一次见到亚舒，谈及自己从事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本地化翻译。亚舒很感兴趣，让对方回去发来相关文章，以便学习。

　　亚舒不仅自己广交朋友，更让朋友广交。每次会议，他都乐意把初出茅庐的代表推荐给其他知名学者，为年轻学者找寻学术交流的渠道与平台。而一到晚上，这位贤者的房间总是最拥挤的，一拨又一拨的学者，少长咸集，思想碰撞，谈笑风生，不舍离去。

　　耄耋之年的亚舒更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要从越语重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名著《翠翘传》。”

　　前 瞻

　　在促进科技及其翻译的发展上，亚舒推动主办了三件大事：定期办会、成立译协、创办学刊。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倡科教兴国，科技翻译因此风生水起。1984年，他参与组织了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1986年经他推动，又成立中科院科技翻译协会。

　　1988年，亚舒创办《中国科技翻译》，并任常务副主编10年之久。办刊之初，稿件缺乏。他“身先士卒”，除约稿外，还亲自撰稿。有时一期竟达六七篇，只好假以笔名，数量之多，业界少见。

　　《中国科技翻译》于1993年荣获第13届世界翻译大会“1990-1993年度FIT最佳国家级翻译期刊奖”。近三十年来，这本期刊一直坚持科技翻译特色，矢志服务于科技翻译，成为国内三大译学名刊之一。

　　亚舒肩上的担子总是沉甸甸的。他团结同仁，发掘学者，推介译界人物，从不文人相轻。十多年前，亚舒与笔者商议，计划约请获得“恰佩克翻译奖”的郭建中教授撰写《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书成之后，亚舒特别高兴，作序《在科学与文学之间》，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科幻翻译的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

　　践行译事研究一直是亚舒所坚持的。他研究中国科技翻译本体问题，如科技翻译的性质、质量、特点等，常有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