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任新民曾任多项航天型号工程总设计师或技术负责人，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属于家常便饭，都需要他分析、判断和决策。他肩负重任，不辱使命，适时果断地做出决策。

　　1982年12月，经过反复研究与论证，制定了解决氢氧发动机缩火问题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须通过发动机试车进行检验。为此，安排一次试车顺理成章，也比较稳妥，但要耗费一笔经费。更主要的是，研制进度将为此拖后，赶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发射窗口。

　　事态严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制计划中，12月13日有一次长征三号的简易试车，如果能在此次简易试车后，氢氧发动机不下台进行分解、清洗和重装，而直接进行检验解决缩火措施的试车，不仅能节省人力、财力、物力，还能争取到一个多月的研制时间。

　　当时能否进行连续试车，成为任新民亟待考虑和决策的重大问题。他详细查阅了氢氧发动机历次试车的数据、总结报告及发动机拆装情况的记录，并同有关设计人员、工艺人员、试验人员进行了分析讨论，初步形成了可进行连续试车的设想。

　　但要真正统一思想，形成决策，并非易事。大多数科技领导和科技人员认为风险太大，不大同意连续试车。任新民深知，这一决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单独进行一次试车，同样存在失败的可能。但这无可指责，只分析故障原因，改进措施就是了。但如果连续试车出了问题，就如同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可能会被冠以违反科研程序之罪名，声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诫自己：“应该相信自己和有关人员的分析、判断，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那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终，他决定采用连续试车的办法。

　　在讨论连续试车任务书的总师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任务书上应写明经任老总决定。”任新民同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样的表述隐含着责任问题，也是不赞成连续试车者意见的一种表达。有人打圆场说：“还是写经总师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为宜。”这时，任新民腾地站了起来说：“就写任新民决定，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连续试车取得圆满成功，氢氧发动机一、二次点火启动干净利落，火焰均匀、平稳而明亮，缩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试车成功后，欢呼声、祝贺声响彻试车台所在的山沟，同事们争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贺，赞扬他“无私无畏，敢于决策”“艺高人胆大”。他只是频频点头，连声说：“大家辛苦了，谢谢。”

　　还有一次更为惊心动魄、风险更高的决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持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甲的发射，火箭三级氢氧发动机已进入射前地面预令的程序，下达了射前15分钟准备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已撤离。

　　任新民在指挥控制室里接过秘书送上的发射任务书，正在审阅签字。广播里突然传来了氢氧发动机舱氢浓度升高的声音。他一听，脸马上沉了下来，“啪”的一声合上了发射任务书的夹子，无奈地说：“这还怎么签？！”随即起身，一路小跑直奔发射塔架，来到氢氧发动机那层塔架平台。

　　航天部一院院长、试验队队长李伯勇，长征三号总设计师谢光选，副总设计师范士合、王之任等，也都同时到了这层平台。任新民问搞氢浓度检测的同志：“你们认为氢浓度为什么升高？”对方回答：“可能是氧先液化、固化了。”

　　任新民敏锐地反问道：“那真空度为什么没升高？”对方嗫嚅地回答说：“这我说不清了。”这时，任新民已意识到，再问其他人或再问下去，包括氢浓度监测系统会不会出问题，问题会出在何处等，已经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此时此刻谁也不会说出明确的意见。平台上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李伯勇走到任新民面前：“任主任，打不打？”任新民坚定而小声地说：“打！”在听到这个“打”字后，平台上的人都陆续下去了。在发射场坪上，大家彼此相视，谁也不开口。

　　参试人员又都各就各位，任新民拿起这支沉重的笔，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

　　这次发射圆满成功，第一颗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成功定点并投入运营使用。事后，任新民心有余悸地说：“这是无奈之举，实属风险决策。这枚长征三号火箭是‘打二备三’剩下来的，已经没有可换的贮箱了；再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控制大厅就位了，如果中止发射，那影响可就大了，真是逼上梁山呀！但我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若是液氢箱泄漏，氢浓度的升高会很快，可当时氦质谱仪检测的氢浓度上升比较缓慢。所以，贮箱泄漏是不大可能的。据此，我才下决心‘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足可见任新民处置果断、敢于决策、勇于负责的睿智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