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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期开幕的山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通报称,山东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以来,总共有40件政协委员的提案涉嫌抄袭。为此,山东省政协已约谈涉嫌抄袭提案的政协委员,并将追究这些抄袭者的责任。
此前媒体也曾报道说,近些年来,每到两会,有一些草台班子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广告,介绍其“专门”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撰写议案和提案的收费业务,前两年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案例,深圳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抄袭上海的一份调研论文,文中甚至保留了“外来人口在沪居住成本”的文字。这些草台班子的业务还十分繁忙。这段时间,往往也是党政机构附属的政策研究部门和写作班子全年最忙的时候,身在其中的文员们要为那些以党政官员身份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撰写各种各样的议案和提案,为官员们准备在各种场合上的发言稿、讲话稿。
舆论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凸显期”关注已久,社会各个阶层亟须加强沟通,把下情上达、让上情下议,两会的政治功能和代表性在这种时期理应得到加强。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却无议案可提,无提案可写。这种反差,除了说明某些代表和委员的诸多问题外,也说明人大和政协对代表和委员的相关约束尚不到位。
此外,许多地方产生政协委员的办法不公开、不透明,选出来的不少政协委员是明星、大款。政协愈加成为“名人堂”的趋向,折射出了政协委员在政协组织中的虚化现象。
2011年,在中央电视台娱乐节目“星光大道”登台、来自山东的“大衣哥”朱之文一唱成名,其后被推选成为当地的政协委员。作为公民,文娱人士当然具有公民所应具有的政治权利。但是,按社会知名度以及财富榜单来挑选以参政议政为专门职责的政协委员,可能是选错了人。政协委员的“明星化”,从某种角度说明,一些地方的政协组织自我政治定位与功能预期,已经远不适应社会之需。
公民在社会中充当着不同角色。公民的绝大多数角色之间,不能随意替代、混淆和模糊。如果程序不公开、不透明,被硬拉到政协这个舞台上的文体明星、企业家们难以履职,那么就该各归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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