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13年8月，安徽省芜湖市某县居民张金的妻子产下一名女婴。由于已育有一名男孩，夫妻因违反生育政策被征收了4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然而，就在缴费一个月后，也就是今年4月，女婴意外溺亡。悲伤之余，全家人想讨回已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当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局高副局长表示“同情，理解，但很难解决”。他还介绍，类似张金这种情况在该县已有多例。

　　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通俗一点说，违反生育政策多生孩子，孩子从小长到大的养育成本，除了家庭负担，社会也有相当的付出，社会抚养费即是超生家庭就这部分付出向社会所作的补偿。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正当性毋庸置疑。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成人，社会大致需要付出多大成本?这是有关部门确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基本依据。公众并不确切知道成本测算的具体方法，但毫无疑问，社会抚养费被“分摊”在孩子从小到大的每一年、每一天。社会抚养费，可以看作对18年费用的一次性“预交”。绝大多数孩子能全程“消费”它们，而孩子一旦夭折，社会不再为其抚养付出成本，社会抚养费自然也该“戛然而止”。这其中的道理很浅显，张金要求退还部分社会抚养费的要求正当合理。

　　但正当合理的诉求“很难解决”，高副局长的解释是:“超生的时候，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并及时上缴国库。后来，孩子出现意外，想要返还社会抚养费……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谁也没有权力把钱从国库里拿出来。”诚如其所言，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办法》等法规对于诸如是否返还、何种情况返还、返还多少、返还程序等关键问题并未提及的情况下，恐怕没有谁敢大笔一挥从国库里拿钱。

　　但由此导致对孩子夭折家庭的不公，却需要引起重视。对当事人而言，行政途径走不通，诉讼或是可考虑的路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以超生为前提，而孩子夭折致征收前提不复存在。此时，政府“超额”占有社会抚养费，性质类似民法中“不当得利”。也就是说，有关机构不返还社会抚养费，已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以此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或能得到法院支持。

　　不过，即使诉讼的路能走通，每一个有这种情况的家庭都上法院，社会成本也太大。治本的办法，是完善法规对社会抚养费返还作出明确规定，以利于实践中操作。在国家卫计委2014年11月起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中，对孩子夭折等情况仍未提及，是一个疏漏。好在，现在补救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