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的背后，实则给作为被害人的幼女贴上了“妓女”的标签，这一方面是对幼女尚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阶段的漠视，另一方面又对被害幼女造成了二次伤害。

　　据报道，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4日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三审稿删去现行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拟对此类行为一律适用刑法中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

　　不管审议的结果如何，嫖宿幼女罪的“恶名”都已远扬。令立法者尴尬的是，这一罪名距今天仅有18年，它本就是刑法修订的产物。据官方解释，当时增加该罪名的背景是，1997年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个案显示，一些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育较成熟，谎报年龄且属自愿行为，在立法者看来将此类案子视为“强奸”并不妥当。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批刑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坚持认为嫖宿幼女罪是进步。理由是它在立法技术上区分了“嫖宿”和强奸，而且其起刑点比强奸要高。

　　在我看来，出现这一罪名实难称“妥当”。对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区分出“嫖宿”与强奸，看似尊重了“交易”或“强迫”的区别，但这一逻辑建立在幼女也有进行性交易的处分权上。换言之，幼女有权自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吗？“嫖宿”幼女的背后，实则给作为被害人的幼女贴上了“妓女”的标签，这一方面是对幼女尚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阶段的漠视，另一方面又对被害幼女造成了二次伤害。

　　支持嫖宿幼女罪者还有一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嫖宿幼女罪是为保护幼女合法权益而设的，且这一罪名的起刑点比强奸还要高。但这解释不了为何嫖宿幼女罪要被归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类罪中，基于对幼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本应像强奸罪那样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之下，才称得上妥当。

　　至于说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判罚更重，更有利于打击“嫖宿幼女”行为，只能让人“呵呵”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2013年,全国以嫖宿幼女罪被判刑的被告人中仅有67%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高达33%-48%的嫖宿幼女罪被告人被低于法定刑量刑。嫖宿幼女罪在语义上和事实上鼓励了性侵幼女行为的发生。因为“嫖宿”长期以来仅被认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而非犯罪，它侵犯的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或许这也是嫖宿幼女罪被列入“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真实原因。也正因为“嫖宿”这一用语，让那些觊觎幼女的“嫖客”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法律上的心理安全感。性侵幼女的个案在“嫖宿幼女罪”之下屡被轻判，与它并不合理的立法设计紧密相关。

　　法律应具有相对稳定性。频繁修改不利于执法，但对于修法的失误，也要勇于承认和纠正。修法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不论是立法官员还是法律专家，都应俯下身来，倾听民意，利用自己的法定职权和专业知识，为科学立法服务，为反映民意诉求服务。从此意义上说，嫖宿幼女罪的立与废理确是“修法时代”的一个标本。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