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多时的延迟退休改革渐趋定调。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日前表示，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这番表态，再次激起强烈舆情。尽管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不厌其烦地对延迟退休进行逻辑解释，从网上舆论看，反对声始终占据多数。

　　对于一项涉及亿万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有关方面可以说慎之又慎。从目前来看，改革的理由相当充分，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更高年龄段也能胜任工作要求；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大大推迟；节假日逐年增加，人们从事劳动的绝对时间在递减；工作性质发生变化，更多转向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等等。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攀升导致的社保压力，也对延迟退休带来现实需求。

　　逐步延迟退休年龄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67岁。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不到55岁，是这些国家中退休年龄最早的。

　　理由如此充足，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反对延迟退休呢？这恐怕跟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有关。如果人们热爱本职工作，感到工作富有价值，能够通过工作获得尊严和成就感，哪怕到了退休年龄，可能都会依依不舍。一份富有尊严和价值的工作，带给人们的获得感远非金钱所能涵盖。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达到强制退休年龄，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之后，还会投身志愿服务，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来服务他人、服务社区、服务社会，而且不收分文。如果劳动者从工作中普遍感受到这样的获得感，那么延迟退休改革相信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拥护支持。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对于职业工作的获得感，在很多人那里是缺失的。如果工作只是为稻粱谋，劳动者就不可能感受得到什么价值和意义。“混日子”的心态，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到点就要停摆。如今退休延迟，要承担一份无法激起热情的工作，远不如退休去跳广场舞，或者参加“夕阳红”旅游团。

　　前几年，网络上曾经爆发过一场“咆哮体”的风潮。一些行业的劳动者用愤怒激烈的话语，发泄对于本职工作的不满。这当然有戏谑的成分，但背后也折射出人们对于职业的厌倦情绪。实际上，连年来的多项社会调查都表明，相当高比例的职场人士对职业感到厌倦，甚至患上职业厌倦症和职业枯竭症。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畏之如虎，甚至视如寇仇，那怎么能指望他心甘情愿地延迟退休呢？

　　只有劳动者从劳动中能够感受到足够的获得感，才能激发他们对于职业工作的热情，也才能建立起一整套职业操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文明体系。这首先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使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就能够过上尊严体面的生活。其次，劳动不应该成为对于劳动者的压迫力量，而要成为劳动者解放和个人价值实现的途径。此外，还特别需要重树精神的力量。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论述过，新教伦理中的“神圣天职”观念，曾经激发起人们对于职业的热情。这种对于职业的神圣感和内在热情，成为现代社会职业文明的重要精神来源。在我国，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敬业乐群”观念，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包含着丰富的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规范。只有充分发挥这些精神的力量，使劳动与职业的意义价值融为一体，才能使劳动者的精神有所依托，激发他们内在的热情和使命感。

　　重树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让劳动者更有尊严、更有获得感，才能使劳动光荣、热爱劳动的观念蔚然成风，也才能让延迟退休成为更多人的自觉选择。